1. 作者简介
作者：胡宝国
胡宝国，男，1957年生，社会史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同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留校任教。198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代表作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论文《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2年）。
2.内容简介
整本书如同其书名一样，讲的是关于汉唐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主要从以下九个方面来进行讲述，《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经史之学、文史之学、《三国志》裴注、史论、杂传与人物品评、州郡县志、南北史学异同、读《南史》《宋书》推论正史与杂史的关系。接下来，我先概括一下每章的基本内容。
第一章：《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本章将《史记》与其他魏晋时期的史学进行比较，主要从人物籍贯上使用的不同、书名命名、与诸子的关系等方面来写。我觉得贯穿这篇文章的一个问题是--《史记》在历史上的地位？首先，《史记》虽然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但是史记并不是司马迁一人坐在书桌前创作出来的。正如他曾就《史记》的编撰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在前代大量的纪事基础上，才造就了《史记》这部宏篇巨作。其次，史记是战国文化变迁的一次重要例证。作者通过《史记》与《汉书》中对人物籍贯的描述不同。（《史记》以县级为主，而《汉书》以郡级为主。）得出人们在思想上的不同。为什么人们思想会发生变化，作者认为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郡县制的推广，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认为郡县行政区变得日益重要了。最后是对于人的发现。《史记》分为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部分，但最具特色的是在本纪、世家、列传等记人的方面。对于人的生平事迹的记述反映了战国以来对于“人的发现”和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的出现。除此之外，“人之发现”还导致了人们对“人在历史上作用的思考”，引起了民本思潮的发生。而“人”这一重要思想也是此后所有思想发展的源泉，渐渐发展出来的对人的重视以及发展人的观念也一直延伸到了现在。这一章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些我原以为近代才有的思想，例如“发现人性”，其实在很早以前便已经出现。其次，在讲到史学史内部发展线索时，我们不应仅局限于记载史学的历史文献的演变，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思想的连贯性。在看待史学的发展历程时，不能单单看史料上的继承，更应关注的是作者在选择史料，著书的思想体现。
第二章：经史之学。经史之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次学术争论。古文经与今文经的争论，主要集中体现在史学家们对待经与史的分类上的不同。史学家们在目录分类、以及教育上有了明显的分类。从表面上看，经与史是分道扬镳的，经学家与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记述的不同方面，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的演变轨迹大致如此。但是，我们看待历史上一切事物的发展时，不能将其孤立起来，只关注到它的发展兴衰。所以在看待经史之学时，我们还要注意他们之间的联系。首先，史学摆脱经学的独立也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古文经学。从这一方面看，所谓的经学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今古文之争的结束才为史学的发展打开了缺口。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繁荣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第三章：文史之学。本章主要围绕文与史的关系进行论述。首先，是对于文的分类，人们通常将诗、小说称为文学。诗与史的关系显而易见，咏史诗就是诗中有史的一个很好例证。咏史本意虽不在于史，但是却记录了史。但作者认为与史联系最为密切的仍属小说。虽然小说记录的只是一些民间的传闻，也有鬼怪的怪异之事，但这些内容可以称之为“史”吗？我的观点是“文学创作源于生活”。小说中的事不必全信，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小说与史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从另一方面看，视传闻、小说为真实历史的观念倒是对正统史学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这我也是不认同的。在汉魏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阶级--士人阶级，士人阶级将下层文化带入上流社会，极大的丰富了文化的多样性。第二个方面，作者谈论了文章与文史的区别。在司马迁与刘劭的眼中，史在文章之中。但是当文章的含义变为指文学作品之后，文与史逐渐发生了分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刘宋时，儒、玄、文、史四学并建，标志着在学术分化的大趋势下文与史的区别终于明确了。在分离过程中，文的地位重于史的地位，且文对史的影响非常明显。史学在文字表达上与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文与史的争斗过程中，史处于弱势地位，就从我们现在来看，文史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以文叙史，可以使史能够更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四章：《三国志》裴注。本章从一个很小的视角入手。裴松之注释的《三国志》。这本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内容非常完备、详细。这与当时流行的其他注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当时的盛行之风是简略，在经学和史学领域都出现了一种追求简略的风气，而裴松之则批评这种风气。裴松之这种不求简约、不避繁琐，以追求历史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的，这与侧重名物训诂的传统经学式的注释方式判然有别，标志着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因此，裴注是史学发展上一个重要事件。
第五章：史论。史论就是对历史进行评论。首先，最显著的作品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的种种论述表现出了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和历史循环的思想。这些思想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认识历史、理解历史的新角度。但在司马迁以后的史学家在这方面也只是在不断地重复着五德终始的学说，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套路，其中很少有自己的思考。汉晋时期还有一种以荀悦和袁宏为代表的史论，它往往脱离了历史本身，而更接近于子书中的议论。就是通过对前朝所发生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来论证现在历史发展的形、势、情。作者在本章的主要论述风格是，讲述某一种史论的类型时，往往选择从大环境入手，士人所处的环境的变化，会间接的影响他们史论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但同时又有不同。总之，南朝以后的人们对史论愈来愈重视，在评价历史著作时，不仅仅局限于史书是否做到了“文直事核”，而是对其中的史论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同时，史学批评开始作为史论的一个方面出现在人们在作品中，这个变化具有积极意义，它说明史家所追求的已经不只是充当一名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者，而且也要努力在史书中展现自己对历史的认识。
第六章：杂传与人物品评。本章主要围绕东汉时期出现的大量杂传来展开论述。东汉以来人物品评风气的出现是杂传大量涌现的历史原因。此风渐衰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中正制度，也不在于士人对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是在于南朝皇权的振兴与门阀士族的凝固化。人物品评风气的衰落最终导致了杂传的减少。
第七章：州郡地志。本章围绕异物志与山水地志进行论述。首先，从几本古籍中指出，异物志所载多为各地稀有的动植物。接着作者就开始思考异物志的渊源在哪里？它为什么成为大家喜欢撰写的书籍？首先，作者猜测它可能来源于官修地志，但官修地志记载的重点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内容，与异物志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异。其次，作者发现异物志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山海经》与异物志之间的年代相隔太久，于是，作者又提出一个问题：“《山海经》作于战国时代，隔了许久忽然受到重视，模仿之作屡见不鲜，异物志乘此而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作者认为可能与汉晋时期求异的风气有关，从汉武帝到王莽，都乐于追求怪异的事物，在史书中就记载了很多怪异之事，但同时，作者强调到“不能据此就认为史学影响了对怪异的追求”，相反，越来越多与地理无关的怪异小说进入史部，反而放映了异物志影响了史学。异物志的盛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除了异物志之外，地志中明显增添了新的内容——关于山水本身的介绍，作者认为地志关注山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与佛史有关，其二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向山泽发展有关，其三与魏晋以来士人中形成的寄情山水的风气有关。以上就是六朝时期地志出现的两个显著的变化。在后世唐人的眼中，这些记载了异物的地志不仅不真实、不可靠，而且还没有实用价值。从唐人对六朝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六朝地志的不完善之处。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地志与郡书的区别”，按姚振宇所说：“以人物为重者则入传记，以土地为重者则入地理。”在此观点之下，地志与郡书的分类就全凭著录家个人的偏好了。但作者却坚持认为，地志与郡书应该是又明显区别的。
第八章：南北史的异同。在开头作者便指出由于政治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长期分裂局面的存在，南北两地在经学、宗教、文学领域均有不少相异之处。但是关于南北史学上的异同，向来研究不多。除史论外，北方史学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与南方史学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点主要是：第一、北方史学较为关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问题，而南方则否；第二、相较于南方，北方多官修史书，私人撰述较少；第三、从渊源上看，与继承魏晋的南方史学不同，北方史学比较强调继承汉代传统。为了论证以上几个观点，首先作者从是否设立《食物志》和《刑法志》的问题入手，北方的史书中多设有二书，而南方的史书则无，这就反映出南北史家所关注的问题的不同。南方史家常常将修史当成个人成名的事业，这主要与当地不同的社会风尚与对法律的态度不同有关；其次，作者从南北史书中官修与私撰所占的比例差异入手。北方以官修为主，主要与当时专制皇权的强大有关，而南方地区则因政治自由，有较多的私人修史。最后，从学术传统上看，南方史学的渊源则可追溯到东汉。主要是受地理位置差异，不同王权统治的影响。
第九章：读《南史》《宋书》推论正史与杂史的关系。本章作者以今人对李延寿编撰的《南史》《北史》的看法入手，来推论正史与杂史的关系。从史料的角度来看，今人之所以知道他删减了不少内容，是因为那些内容在其他正史中还存在，比较之后，方知他有所删减。他所增加的内容多来自正史以外的杂史。因此，引发了作者的思考，正史与杂史、杂传的关系。首先，汉末以来，天下大乱，私家撰史盛行，各类杂史、杂传极多，为写作正史提供了参考的可能性。其次，当时还没有“正史”“杂史”的概念，史家对此二类史书的区分比较模糊，因此引用相对随意。因此在撰写社会下层人物传时，只能依据杂史、杂传的记载。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3.本书在表达、处理等方面的特别之处
第一、本书在表达的时候，作者看起来没有明确的观点。因为作者在开头会提出一个问题，选择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讨论，最后，作者又会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从其他方面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样的呢？作者没有明确的观点，但是通过文献等给作者提供了多个思考问题的方向。这能够很好培养我们的问题意识，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采用这个问题，带着问题去思考，找到例子佐证或反驳我们的观点，从而使我们的观点更加完整。
第二、在阅读文章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作者本人对魏晋南北朝、两汉的历史非常熟悉，所举的例子也多是用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论证思路是首先指明这两样东西究竟是什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在分析因果关系时，从时代的发展背景出发，解释这些事情存在的原因，并通过具体实例来证明。但是作者所给出的每一个结论都不是绝对的，也有提到一些特例，这就给学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间。整篇文章的表达方式侧重于对话式而非报道式。对话式就是告诉你有这些这些事实（基础知识），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是允许学者在看的过程中提出不同意见的，而报道式就是告诉你，我通过这些研究得出了这些结论，缺乏互动的感觉。
第三、我感觉每一个小段落结束的不够自然，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对于在汉唐方面没有系统知识的读者来说，很难掌握到关键信息。
4.我的收获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首先最明显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了解到了很多汉唐年间的史学，虽然我对于这些史学没有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阅读过，但是我在看作者提供的片段时，对于汉唐年间这一期间的史书也有了大概的了解。其次，本书名为汉唐年间史学的发展，所谓文章的整体内容以与史学相关的内容为着陆点，每一篇都让我从一个新的方面对于汉唐年间的史学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研究史学发展时，视眼不能仅仅局限与史学，还应关注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其他类型的书籍，这些书籍与史学之间的关系。最后，就是培养了我思辨的历史眼光。作者以问题开头，以解决问题为思路，跟着作者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看着作者如何一步一步的论证自己的观点，感觉自己看待历史应该更加全面客观，不能唯一论，要多问问自己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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