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按照公安局、处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部署要求，2021年3月18日上午，沙坪坝所组织全体民警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学习，我对党史教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开展党史教育不仅是一次砥砺初心使命的历史教育，是一次坚定理想信念的政治教育，也是一次把握职责任务的时势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不忘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我认为开展好党史教育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作为党员干部，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方面走在前面、做好表率，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态度，严守政治纪律，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学习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之以恒地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三是要树牢宗旨意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关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不论在什么年代、什么时期，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心中有人民。群众利益无小事，学习共产党人的真心为民，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四是要积极履职尽责。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担当意识就深深烙在每一位党员心中，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内外环境如何变化，共产党人的担当意识始终未变。学习党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切实增强斗争意识，时刻保持斗争精神，困难面前不低头、挑战面前不退缩、失败面前不屈服，不断积累斗争经验，增强斗争本领。
党史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国梦的探索史、奋斗史、创业史和发展史，其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灵魂和精神瑰宝，是先行者们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立国、兴国智慧。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珍惜这份遗产，认真学习和传承党史、国史，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此，才能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鉴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关于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改革，经由新近全国人大对33个市县授权的“绿灯法案”，有可能加快。但要看到，这项改革并不容易。早在xx年中共xx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要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改革目标，到现在转化成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这样一个范围较窄、较具体的改革，可以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整体上趋于慎重。依笔者之见，全国人大的改革授权固然体现了“依法改革”的新思维，很值得肯定，但从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看，现在的改革部署仅仅是开始，今后改革演进必然产生新的授权要求。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这样几个难题：
第一，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分布过于零散，且往往与村庄民宅混杂在一起，不利于集中规划利用。满足城市生活的小型企业适合在城市及其周边布局，而农产品加工企业需要一定规模，三亩五亩的土地不好利用。制造业的配套企业也需要有一定的集中度，不好分散在村庄。如果零星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做商业住宅开发，就意味着商品房与农民的房屋混合在一起，这就给基础设施建设带来难题。如果两类住宅的景观反差过大，也会使商品住宅价值受损，这又给招商带来难题。
第二，农村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与非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边界并不好确定。笔者了解到，某地村庄的农民“自愿”把自己的宅基地退回给集体，集体便把这些宅基地看做经营性建设用地。这种做法从法理上看，很难认为它不合理。但如果多数村庄这样做，区别经营性建设用地与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就失去了意义。
第三，大量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已经被占用，利用效率不高，但又难以收回。有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给予合同提前终止的利益补偿等，让占地主人走人。但因为补偿不到位，效果不好，引起了一些冲突。有的村庄收回了土地，但也没有解决再利用的问题，使得多方面的利益都受到伤害。
尽管有上述这样一些问题，改革还是要推动。这里套用一句老话：“细节决定成败。”在改革中可以考虑下述几个方面措施：
一是要利用好国土部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空间，将零星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做一个空间集中。笔者以为，国土部可以适当增大“增减挂钩”的指标，甚至可以考虑在33个县市取消“增减挂钩”的指标限制。
二是可以考虑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村庄整体建设与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的建设得到统筹考虑。在建设环节，将村庄的所有建设用地一并规划，一并建设，但在“入市”环节，按照一定的比例，仅仅将一部分资产安排公开销售。这样可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也使农民的生活品质得以提高。当然，这样做也要与“增减挂钩”资产结合起来，不能在每一个村庄全面推进更新改造。
三是借助此项改革也要创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层次，但还有一个跟随而至的改革层次。大部分情形下，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会形成一个新的“集体资产”形态，而且这部分资产会通过建立股份制的办法明确利益关系。如果做了此种改革安排，农民的这部分股份也存在能不能“市场化”的问题，即允许农民公开出售这部分股份?笔者以为，这个层次的改革迟早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一如以往的香港电影警匪题材，整片都在警察、卧底与悍匪之间的故事中行进，但说实话，个人感觉在观看过程中的投入感（参与感）并不很高，这其中刘天王的各种高难度表演（诚如高空坠落，闹市窄路全程挂倒档快速驾车，各种枪弹打不死等等）功不可没，看到那一幕幕，不知为何，突然就有种想看看那部鼎鼎大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冲动……开场那一幕用吊车将行驶中的解款车吊起进行抢劫的构思着实新奇，只可惜本应很震撼的吊臂钩穿透解款车挡风玻璃一幕，（不知是观看影院设备问题还是3d眼镜问题又或是真的就是电影本身的问题）眼前就模糊的闪过一下吊臂的形状再有一些类似纸片（实际应该是玻璃碎片）的东西飞过就结束了，并没有体验到“为之一振”便切换到了下一幕了……而悍匪各种重型武器各种嚣张挑衅各种从容淡定与警察各种伤亡惨重各种无能为力，真的是有点过了，反差大得让人感觉难以融入电影一直在渲染的氛围……
不管自己有多难以融入，整片看来，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甚至觉得会有点多。但宣传海报上那句“将香港变成战场”在电影中是兑现了，眼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被悍匪的强烈活力打趴下起不来，刘天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的就有这么多次）被车撞到倒地，被炸弹炸飞落地，被子弹打中躺地，过不超过1秒钟，便又神迹般的站起来，事后甚至连医院都不用上，原地满血复活，还真让人感概“帅哥就是厉害，英雄就是不死！”我也不止一次的将这部电影跟《寒战》对比，为什么两部类似题材的香港电影会给我如此大反差的观感呢？后来思考的结论是，两部电影的落脚点不同：《寒战》更注重思考，让观众代入到电影中思考，而《风暴》则注重展现，以刘天王为核心的展现，观众只管看就好！
虽然说了那么多对此电影不大友好的话，但电影中还是有好些场景和对白会发人深省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很爱你但我已经不喜欢你”以及“打风就不用打劫啊？！”前者是电影中阿冰对着自己深爱着的却又死性不改的男友陶成邦说的，尽管自己很爱男友，爱到骨子里头灵魂深处，但男友一次一次违背承诺，破灭自己对彼此未来的美好憧憬，迫于现实也好，无可奈何也罢，最后也只能作出分手的抉择……里头所包含的种种复杂与矛盾的情感，一句“爱但不喜欢”真的是精辟到位，简单传神呀！后者是出自电影中悍匪头目啪哥面对手下因打台风而产生取消打劫的念头时所说，记得这句，除了是在当时那个场景中所造成的喜感十足外，更多的是佩服编剧刻画一个“专业”劫匪的功力，不用多，一句对白就可以了，赞！电影中还有很多场景拍摄，诸如香港闹市从早到晚车水马龙场景的延时拍摄，风暴来临前天地为之变色的场景等等，都为整部电影增色不少，也让电影的精致度提升很多！
对于这部电影，还有很多想说，只是诸多想法却一时难以转换成文字表达，看来没写东西的时间太久了……就此打住，待日后兴之又至，继续细说！
?风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纳兰惊梦/文
以往好莱坞大片中，美国佬是最热衷于把自己的国家用各种方式一次次“毁灭”，并在这样的“毁灭”中折射在生与死面前的人性；这次天王刘德华主演的《风暴》，也是以“把香港变成战场”的气势，刺探着在大是大非面前情理法的错综复杂。
警匪片从来就是港片的融进血液中的骄傲，虽然曾经一度低迷，但从《无间道》之后，港式警匪片一步步重新找回了昔日的荣光。更为重要的是，如今的港式警匪片不仅在视觉上和风格上保留了过去老港片的热血沸腾和快意恩仇，更在表象之下深挖一层，触及人性本质善恶的探讨。《风暴》同样是拍出了可能是香港电影史上最大场面的警匪动作戏了。几大悍匪不仅把香港警察搞得很没面子，更把香港中环一条街掀得天翻地覆，动作片直接升级灾难片，钱嘉乐领衔的钱家班的出彩动作设计加上演员们的搏命演出，再次让人感受到了小时候天天嚷着要去影碟店租港片看的感觉，够胆、够味、够劲！
当然，《风暴》的层次如果仅仅是到“打的很爽”，那也只不过是对旧日美梦的临摹而已。电影的升华，不仅仅只是对于技术手段的升级改造。回想以往的港片中，要么是反派十恶不赦无可救药，要么是正派正气凌然刀枪不入，即使有点小毛病小缺点，但是路线方针总是不会偏斜的。而在《风暴》之中，我们却是看到了人物性格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摇摆与挣扎。在片头开始的时候，刘德华饰演的警队精英吕明哲俨然一个“铁面无私”的执法者，尤其面对林家栋“人都是一半好一半坏”的辩解，更毅然坚称：“好坏没有一半一半的，规矩就是规矩”，可见其对善恶间的划分相当明确；但转眼之间，却又见他歇斯底里地用枪指着身受重伤的曹楠（胡军），甚至说出一句与其警察身份“矛盾”的话：“他要玩，我们就陪他玩！”身为执法者的吕明哲屡屡面对法不能制恶，甚至法频遭恶冲击撕裂之下，终于爆发了人性之恶，走上了以暴制暴的道路。究竟孰对孰错，并非三言两语便可妄断。
对于情理法的思考成为了《风暴》继“炸毁中环”之外的情感冲击点，这种对于情感的冲击虽没有枪战飙车打斗来的刺激猛烈，却能够让已经走出电影院的人依然唏嘘不已。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有的只是对于人性的拷问。如此，便才是电影真正的魅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革命旗帜，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创建发展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期间,由于党的领导机关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革命事业曾经遭受重大挫折。1935年召弃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制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推向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1.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和革命的低潮
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政党，虽然它被反动集团所控制，但有一部分领导不属于这个集体，并且受到打击、排挤和歧视；它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并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反动集团的领导，国民党反动集团本身也不统一。即使在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后，这个集团内部以及这个集团与其他集团及各地方的实力派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⑴宁汉合流。1927年七一五政变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仍然互相对峙。经过几番周折，宁、汉合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
⑵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继续北伐，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一带。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被日本人预埋的炸药炸死。
⑶东北易帜。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
许多党组织已在遭到破坏，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失望，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或者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向敌人自首，出卖党的组织和党员。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在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似乎变得十分暗淡的时刻，要始终如一地对革命地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这种可贵的大无畏品格，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2.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等多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议案。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革命中前进了一大步。
八七会议之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改变，史称三湾改编，经过三湾改编，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等人领导。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实践又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情况下，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者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3.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当时当还处于幼年阶段，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党内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1927年11月党内出现“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尽快召开新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意以后，决定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任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就是使党脱离群众地。”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
党的六大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出现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党史上，我们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10年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今天我们就围绕开辟新的革命道路、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汲取血的经验教训三个方面为大家讲述一下这跌宕起伏的十年。
一、开辟新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扛起土地革命的旗帜，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还创建了一系列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英勇的武装反抗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为主席。
这次会议为挽救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换散中的中国共产党，为复兴陷人低潮的中国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新确定的革命方针，党先后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各级组织，发动武装起义。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在进攻长沙受挫后，转往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寻求立足之地。12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
一直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其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最著名的三大起义，其他起义遍及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很快失败了。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武装暴动中建立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发出通告，将革命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此前有的起义武装已称红军）。此后，各地革命武装相继改称红军，继而又开始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
（二）胜利召开党的六大
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了，但怎样开展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应当通过十月革命一样的形式靠城市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把恢复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所部署的一系列武装暴动，都把向城市进攻、夺取城市作为主要目标。这种脱离实际的模式化方式，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酿成了不少严重的后果。党内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在这个关键时候，经过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多次沟通，党的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是唯一的例外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很多人都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莫斯科郊外的一座贵族庄园，对中国的影响比这首歌大多了！2016年7月4日，经过中俄双方10多年的努力，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第一次展示新容，并举行了建成仪式。习近平专门致贺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致贺辞。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了建成仪式，俄罗斯副总理也一同出席。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六大开会的地点安排在莫斯科南部郊区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一座叫“银色别墅”的贵族庄园里，距莫斯科市区40公里。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84人。大会主席团由瞿秋白等21人组成，周恩来为大会秘书长。斯大林、布哈林（共产主义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也参加了主席团，这在中国共产党党代会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大会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编定了号码。在大会上发言和领取物品、材料时，均用号码，不用正式姓名。
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长期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六大在当时极为复杂的局势下，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
（三）上山走出新道路
其实，早在八七会议后，1927年的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相继失利。当时，毛泽东面对现实、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作出了经萍乡退往湘南的决定。第二天，毛泽东就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踏上了沿湘赣边界山区向湘南农村进发的征途。9月29日，起义部队不足1000人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在此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特别是开始以连为单位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10月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茨坪。11月18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上山了！从此，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在边界各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加强人民军队建设，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意），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从此朱毛红军就诞生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突破了城市暴动或进攻城市的模式，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在这个时期，不得不提一次重要的会议，那就是1929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关键是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二、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
前面，我们讲到根据六大强调的“中心任务”，开展苏维埃运动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尝试。当有了根据地，这个中心任务就具备了基础条件。
（一）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当时，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据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把政权建设进一步提上日程。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农村苏维埃区域，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政权。1930年，中共中央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得到共产国际批准。
通过两年的准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会议还通过了根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
大会选举63人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设立人民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之下分设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9部1局，并确定了各部部长（人民委员）人选。会后，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县划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红色政权，是在局部范围执政的一次重要实践，是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习治国理政艺术的一次重大尝试。
（二）红色“苏区”的建设
从1928年下半年至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领导创建了一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系列主力红军部队，人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等省的边界地区。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到1933年，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以中央根据地为中心，周围的湘赣、赣东北、湘鄂赣、东江等根据地密切配合，中央、鄂豫皖、湘鄂西三大根据地互为犄角、相互策应的战略格局。
当时的革命根据地都叫苏区，即苏维埃区域的意思，由此也可见苏联模式的影响。所以，当时中央领导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决策，也多少都带有“左”的倾向，这是后来招致失败的原因之一。因其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且是通过红军创立的，所以，习惯都称红色根据地。
在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机构，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开始学到治国安邦的本领，培养了执政能力，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主要有这些实践内容：一是进行政权组织建设。颁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的规定，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度。在中央苏区范围内，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二是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根据地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革命的命脉。土地革命的路线是：依靠贫崔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据此，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给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和变化。
三是保证和促进经济建设。1931年11月的一苏大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为苏维埃政权规定了有关工业、商业、财政、金融等项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依据。同时，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建设，以满足根据地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形成了苏区地方卫生管理机构。
在这场执政实践中，我们各级苏维埃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他们工作作风的生动写照。他们身体力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后来被称之为"苏区精神”，成为党的执政风格和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后来党的建设和执政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围剿”与反“围剿”的博弈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于是，“围剿”与反“围剿”，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博弈的主要形式。
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任命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我们战术不变，在5月16日到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多，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人”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历时3个月，歼敌3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对其他根据地也进行了“围剿”。特别是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先后进行了四次“围剿”。两个根据地军民坚决斗争，粉碎了敌人前三次“围剿”，也使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上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余人撤离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于10月退出洪湖地区。
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2月至3月，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里可能大家就要问为何是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原因就是在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会议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以及毛泽东对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错误战略方针的批评，并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蒋介石又集中100万兵力对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根据地。但是这次，由于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并实施堡垒主义新战略，苏区力量和资源也陷于枯竭，加上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中央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陷于失败。党中央被迫率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三、汲取血的经验教训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经受了一系列大起大落，中国共产党也经受了一系列大起大落。这是一种磨难，也是一种考验，必须系统总结、深刻汲取这些血的教训经验。
（一）“左”倾错误的危害
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几次重大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危害。邓小平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实际上从建党以来一次次用血换来的教训！
第一次“左”倾错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召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要求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造成了许多损失。
1928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这一决议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基本结束。
第二次“左”倾错误：六大之后，革命形势有所好转。在在1929年间，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共中央发来四封指示信，这些信的精神都是反“右”的，导致了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手指示信的决议，党内“左”的急性病又出现了。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不切实际地提出“左”的“策略总路线”。随后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所有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成立了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到了一些党和红军领导人不同程度的抵制，也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于是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其错误。于9月24日到28日，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
第三次“左”倾错误：不幸的是，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以批判“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为名，宣扬“左”的错误观点。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口号，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临时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将肃反斗争扩大化，使大批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对红军反“围剿”斗争造成严重影响。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人中央根据地，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和政策。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宣称中国革命进人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其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除陕甘、海南琼崖以外的各根据地也都相继丢失，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又一次跌人低谷。
（二）战略转移与历史转折
长征，完整和准确的定义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陆续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地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从鄂豫皖转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红二、红六军团（后来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还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遵义会议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等会议（都在我们驻地附近，后面将组织现地参观见学）；遵义会议后，召开了鸡鸣三省、扎西等会议，这些会议研究决定了与遵义会议内容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有时也称之为总书记），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及组织等重要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不应视为一次孤立的会议，而是以遵义会议为主，包括前后多次会议在内的系列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从历经时间上看，按四路红军计算，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整整两年。按各路红军所走最远的路程计算，红一方面军长征2.5万里，红二方面军长征2万余里，红四方面军长征1万余里，红二十五军长征近万里。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约为6.5万余里。
从艰难程度上看，长征途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共进行了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120多次。四路红军出发长征时，总人数为20.6万人，沿途补充了1.7万人，到结束时共保留下来5.7万人。这就是说，在长征途中，红军一共损失了16万人。其中牺牲营以上干部达432人。
从历史意义上看，长征宣传了党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曾形象的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尤其是，所形成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三）党在磨难和考验中成长
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大革命失败、左倾主义影响、反围剿斗争失败等严峻危险中，在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做好抗战准备的时间中，党不断探索和学习，纠正自己的错误，总结血的经验教训，一步步成长起来。
一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扩大力量。
1927年4月党的五大时，有党员5.7万名。大革命失败后，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只剩下1万多名。但是党没有屈服，在革命陷于低潮时继续坚持斗争。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在城市，组织群众开展特殊形式的斗争。到1928年6月六大召开时，全党党员恢复到4万多名。六大的举行，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0年3月，党员增加到10万多名。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与此同时，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结合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加强思想理论建设。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首次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条件”，还具体规定了党内教育的方法。
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党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也就面临着执政的考验。1932年初至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初步尝试。
毛泽东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比如在1935年12月，毛泽东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说明了党的政策上的诸问题；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党的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高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科学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样，就看是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共产党人。
三是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党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长征胜利后，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同时克服了关门主义，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的政策。
1936年3月底，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若干党的组织，并派出一些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从而使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遭受重大损失的白区工作有了恢复和新的发展。直到年底，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扭转了时局，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到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党员总数已发展到4万余名。
土地革命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这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种种错误。正因如此，党才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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