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业科技创新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深入剖析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对农业创新体系进行系统分析，才能地揭示农业创新过程中的规律，针对农业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便使农业科技在农业国际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支撑作用。目前，我国很多学者对农业科技创新内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高布权[4]认为农业科技创新表述为将农业科技发明应用到农业经济活动中所引起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吴林海[5]认为农业科技创新实质就是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创造及向现实农业生产力的转化；王丰等[6]从农业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工艺等方面创新来解析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刘春香等[7]则从技术研发、品种改良、资源配置、市场设备、综合效益等角度认识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刻画了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本质基本上趋于一致，也就是对农业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以达到农业效用的最大化。有关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研究，刘爱群等[8]从研究和成果转化、推广角度来认识，朱玉春等[9]则强调农村公共服务功能，段莉[10]则认为是网络关系系统。以上学者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认识有独到见解，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吴敬学研究员则认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涉及多部门、跨学科、跨地区的系统工程，以中央政府统筹为主，主攻方向明确、核心支撑突出、布局结构合理、区域分工明确、资源优势互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研究开发一体的国家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这种见解更为全面和深刻，说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复杂和系统工程，应举全国之力做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农业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经济中的活动，更是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事。
2SWOT分析
SWOT分析框架是1979年由Steiner提出的一种战略管理分析框架，这种框架是对被分析主体处于内、外部环境下的竞争力态势分析[11]。SWOT分析是一种较客观的态势分析方法，通过调查的形式挖掘与研究对象发展相关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与挑战(Threats),从而根据找出有利因素以及不利且需要回避的因素，发现问题，调整发展思路，制定发展策略[12]。运用SWOT分析框架对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分析，就是要对农业产业本身的优势、劣势有比较客观清晰的认识，做到知彼知已、趋利避害，进而把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和外部发展机遇，时刻警惕并化解外部威胁，以便及早发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目前，大多数学者对农业创新问题的研究都是偏重于对存在的不足提出对策，没有对农业科技创新存在优势、机遇及挑战进行深入剖析。因此，运用SWOT分析方法，把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的机遇，充分发挥优势，克服不足，化解威胁，做到扬长避短，从而提出合理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对策。
2.1优势
2.1.1经济优势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科技创新又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其中，农业增加值40497亿元，增长4.3%;耕地面积12172万hm2,林地面积30590万hm2,水资源总量30906.4亿m3,森林覆盖率20.36%,内陆水域面积1747万hm2,草地面积39283万hm2,海水可养殖面积260万hm2;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0987万hm2,粮食产量达54641万t,棉花产量达596.1万t,油料产量达3230.1万t。木材总产量8089.6万m3,饲养牲畜12238.5万头，水产品总产量5373.0万t,农用机械总动力达92780.5万kW,农村用电量6632.3亿kWh,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5924万kW。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2.1.2科研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农业科研人员及农业科研机构是主要因素。据统计，我国现有农业科研机构1144个，农业科研机构从业人员约9.6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3.7万人，科研管理1万人，基层农技推广人员近70万，在农业主管部门注册的种业公司8700家[13]。其中，专门从事农业研究的大学有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高等农业院校，研究所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龙头的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蔬菜花卉研究所、畜牧兽医研究所、棉花研究所、草地研究所、生物技术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及省市地方农业科学研究院所等，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培养人才和创新提供了支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农业昆虫学家邱式邦院士、畜牧学专家张子仪院士、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庄巧生院士、核农学家徐冠仁院士、土壤肥料植物营养学家刘更另院士、植物生理学家施教耐院士、农业工程学家陈秉聪院士、土壤与环境微生物学家陈文新院士、农业工程与农业机械化专家曾德超院士、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院士等农业科技创新领军人物，以及大批在各自农业科研及农业推广应用行业的广大科技人员，他们是科学理论的探索者，是新生产力的推进者，是农业科学知识的拥有者，是农业实用技术的传播者，对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4],正是他们在农业科技创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掀起了我国农业科研创新的新篇章。
2.2劣势
2.2.1理论研究相对薄弱自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瑟夫？阿罗斯？熊彼特(SchumpeterA.J)最早提出“技术创新”的概念以来，缪尔塞(MueserR)、格温(GerwinD)、库姆斯(CoombsR)、施穆克勒(SchmooklerJ)、莫厄里(MoweryD)等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科技创新进行广泛的理论研究，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介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到论述技术创新理论与方法等。在农业科技创新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则相对较晚。1993年《上海改革》刊登了“让农业健步进入市场———各地加快农业走向市场的做法”,这是较早对我国农业走向市场的报道；中国农业大学推广与创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高启杰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就进行农业科技创新理论与实验探索研究，从介绍澳大利亚[15]、德国农业技术[16]创新及推广到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优化[17]等，为农业科技创新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新世纪以来，周波(2004)、纪绍勤(2005)邢广智等(2006)、李圣军等(2007)、李哲敏等(2008)、张正卓(2009)、陈燕娟等(2010)、吕姗等(2011)、张世煌(2011)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创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但总体来说，我国对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及其模式相对成果较少，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而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特别是缺少量化分析研究。理论研究是基础，只有踏踏实实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再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情，才能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2.2.2农业基层从业人员素质相对不高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从事科学理论探索创新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农业基层从业人员，即从事基层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在我国广大农村，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调节，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大部分年富力强的年青人在城市、城镇打工创业。多年来由于劳务输出力度加大、不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留守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活动的往往是老人和妇女，只有农忙时年轻人才回家帮一下农活。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2012年乡村人口达67113万人，而全国文盲人数达5466万人，文盲人群基本在广大乡村。广大农村人口中，除了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外，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科学文化知识的匮乏，使农业科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无从谈起，这势必影响到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大部分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验，但理论知识不够扎实，对新技术、新设备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
2.3机遇
2.3.1政策机遇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中央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十分重视，2007年、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把农业科技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凸显了农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特别强调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加强农业科研中心创新能力建设，支持农业科技项目，安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和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引进资金，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提高重要支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要努力明确农业科技创新方向，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突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财政对农业科技的进一步保障，大幅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2.3.2战略机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七篇第二十七章明确提出了坚持自主创新的方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国家创新能力建设重点有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等。《农业行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则强调农业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分子生物学、生物组学技术、干细胞技术、转基因技术、数字农业技术等为农业科技创新孕育新的战略机遇，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业科技的财政保障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进步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凸显了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地位。
在对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综合评价前，首先要明确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内涵和类别。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指在既定的区域宏观环境约束下，由农业科技推广主）本站●（体在推广动机的导引下运用有关推广方式、方法和措施等的总和［3］。国内外学者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者对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分类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丁振京等根据推广主体的不同，将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模式、以农业科研或教育部门主导的推广模式、以农村合作组织或农民技术协会为中心的推广模式、以供销合作社为主导的推广模式、以公司或企业主导的推广模式［4］;(2)刘志民等则将其分为4类，即机构型主体服务模式、载体型服务模式、实体活动型服务模式、传媒工具服务模式［5］;(3)陈良玉等认为中国的农业推广模式主要有项目推广、项目示范辐射、技术承包、技术与信息咨询服务、经营服务、技术转让、公司加农户和民间组织加农户等8种类型［6］;(4)Axinn认为世界上现行的农业推广模式主要有一般农业推广模式、产品专业化模式、培训和访问模式、参与式农业推广模式、项目模式、农作系统开发推广模式、费用分摊模式、教育机构推广模式［7］。在对德化县、安溪县、尤溪县、南平市等县(市)的农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局、科技局、乡(镇)政府的负责人以及福建农林大学的专家进行访谈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归类为：各级农业、林业、水利、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政府管理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Y1)，农业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Y2)，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Y3)，供销社和农资店主导的推广模式(Y4)，企业主导的推广模式(Y5)，农民技术员、示范户和专业大户等“土专家”主导的推广模式(Y6)，包括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有偿技术咨询等在内的共同投资和费用分摊模式(Y7)，科技特派员(Y8)和传媒工具服务模式(Y9)等9种。
二、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评价指标设计
(一)评价指标设计的理论基础：受众本位论
围绕传者和受众这对主要矛盾，传播学形成了“传者本位”和“受众本位”2种不同的理论。传者本位论认为，信息传播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是传播者，传播的内容、方式和目标取决于传播者的需要和利益。受众本位理论则认为“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帮助受众提高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8］。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传播学的受众本位理论被国内的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农业技术推广是一种创新扩散，也是以农业技术为信息的传播活动，因此，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把传播学的理论引入农业技术推广的分析框架。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后，农户对自己承包的土地享有经营自，农户可以自主安排生产经营项目，自主购买生产资料和自主采用农业技术，农户不再是被动接受农业技术的群体，受众本位是农业技术推广发展的逻辑必然。
(二)评价指标设计的文献回顾
现有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评价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罗慧运用层次分析法从资金投入方式、技术成果发展与执行能力、推广人员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技术传播方式等方面进行评价［9］;张求东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调查农民田间学校的实施效果［10］;邵法焕认为农业技术推广绩效评价包括推广能力、推广水平、推广效率、推广效果、创新能力与推广的可持续性等方面［11］;孙云寿把对推广目标实现的认同、推广方式的效果、推广内容的欢迎程度、推广效率的高低等作为评价指标，对不同的花卉产业技术推广组织进行比较排序［12］;李树和从推广力度、平均推广面积、农民对模式的信任程度等方面比较不同的杂交酸模推广模式［13］;涂小东从推广机构、推广人员、推广经费、推广客体、推广受体、推广行为和推广绩效等方面，对农业大学主导型的推广体系进行实证研究［14］。
(三)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评价指标设计
受众本位论明确了农业技术推广要以农户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以农户的技术需求作为制定推广内容的依据，以尊重和理解农户的心理作为推广沟通的基础，在提高推广效率、效果和效益的基础上，把赢得农户的信任和提高农户的满意度作为推广的重要目标。基于受众本位论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评价也要从农户的技术需求、农户的信任、农户的满意度、农户的期望等方面展开。因此，本文基于受众本位理论，并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和调查研究情况，从农户对推广模式的信息信任度、农户获取农业技术的信息成本、农户对推广模式的关注程度、服务覆盖面、推广效率、推广效果、满足农户技术需求的程度、农户对推广模式的期望程度等方面评价主要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其中，农户对推广模式的信息信任度是指农户对农业技术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农业技术推广作为一种技术服务，具有较强的经验特征，即农户在采用技术前并不能准确地评估技术的实用性和适用性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对技术的可靠性和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就成为农户是否采用新技术的关键。农户获取农业技术的信息成本包括信息教育投入成本(即农户为达到分析鉴别与消化吸收有用的农业技术信息所需要能力和素质的教育投入)，信息的固定成本(主要是信息通信手段上的投入，如电话、电视等)，信息的注意力购买成本(即农户在过滤农业技术信息过程中花费的机会成本)和信息的获得成本(即农户向信息提供方购买技术信息花费的直接成本和交易成本，如技术承包和订阅农业书刊等)。推广模式的服务覆盖面主要包括其提供的农业技术涵盖的农业类型和技术类型，及其服务的土地规模和农户数量等。
三、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推广模式的评价涉及9个评价对象和8个评价指标，如果运用非比较量表技术收集数据，假设每个评价指标都有3个维度，则问卷至少需要设置216个问题，存在问卷长度太长、增加测量的误差等问题。因此，除了推广效果指标外，其他7个指标的数据均通过等级顺序量表技术获取。为了避免等级顺序量表的评价对象过多，导致调查对象难以分辨对各评价对象偏好程度的问题，仅要求调查对象根据某些标准，选出排名前三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然后，根据某模式出现在调查对象回答中的次数占总次数的比例测定7个指标的取值。问卷还调查了近5年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推广模式采用的农业新技术的次数，然后，用某种模式推广的技术的总次数占调查样本采用总次数的比例测量各个模式的推广效果。2011年5月，课题组深入福建省三明市、泉州市、福州市和莆田市农村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当地农户。本次调查涉及福建省13个县(市、区)，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55份，有效率77．5%，其中，三明市45份，泉州市40份，莆田市40份，福州市30份。经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数据。
四、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评价结果———基于熵值法
熵值法用于综合评价可以有效地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重叠和利用专家经验评估等方法确定权重存在较强主观性的问题，它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等其他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客观性更强，更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主要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综合评价。
五、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评价结果的讨论
主要农技推广模式的评价得分以及访谈情况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与其他模式相比，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的综合得分及其信息信任度、满足农户技术需求的程度、推广效率、推广效果的得分都最高，其他指标得分也都排名前三，占绝对优势。这说明：该模式凭借政府的资源优势，农业技术推广的辐射能力相对较强，推广效果也较为显著；该模式依据政府的权威和长期对农业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取得了农户的普遍信任，进而提高了效率。因此，应珍惜这种信任资源，努力为目前正被制度僵化、投资不足、知识断层等问题困扰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排忧解难，以进一步强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2．农业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受到农户的信任和欢迎。该模式的综合得分排名第二，期望程度的得分排名第一，信任程度的得分排名第二，农户通过该模式获取信息的成本最低，然而，由于对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推广农业技术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导致其服务覆盖面、关注程度和推广效果的评价得分偏低。因此，为充分发挥农业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在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作用，应努力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科技转化激励机制，调动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的积极性。
3．传媒工具服务模式具有覆盖面广，渗透能力强的特点，但推广效果较差。该模式的服务覆盖面、信任度和信息成本得分均排名前三，但由于传媒工具负载的信息量过大，且容易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扰，导致农户对其关注度偏低。同时，诸如电视、广播、书刊等多数的传媒工具依赖非人员沟通渠道，采用单向沟通方式，农户没有反馈意见的机会，也不利于农户和传者建立感情关系，进而会影响推广的效果。因此，应注重挖掘农户和传者的沟通渠道，充分利用传媒工具覆盖面广、传播快捷、渗透能力强的特点，把该模式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有效补充和辅助手段。
4．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推广效果好，但其优势和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的推广效果评价得分排名分别是第二和第三，然而，由于受到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限制，这2种模式的服务覆盖面等其他指标的得分不理想。因此，要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应努力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更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支持、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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