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中间两个“不如”相连，表示了递进关系，一个比一个重要。这样提出论点，更显得观点鲜明。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攻；“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第四段，作者用“故曰”二字，将上文提出的观点承接下来，展开论说。先用三个形式相同的否定定句说明“域民”、“固国”、“威天下”不能仅靠“天时”与“地利”的条件，从反面进一步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作者正面意思就包含在下面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论断里。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仁政”。这个论断指出了“人和”的实质。接着又进一步推论，指出“寡助之至”会众叛亲离，而“多助之至”则天下归顺。一反一正，对比鲜明。最后以“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作结，将“人和”的重要意义论说得十分透彻，深化了文章的中心。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且运用大量排比，增强语势，使论证更有说服力。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一座方圆三里的小城，有方圆七里的外城，四面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到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了，可是不能取胜，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呀。
城墙并不是不高啊，护城河并不是不深呀，武器装备也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供给也并不是不充足啊，但是，守城一方还是弃城而逃，这是因为作战的地理形势再好，也比不上人心所向、内部团结啊。
所以说，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靠划定的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能行“仁政”的君王，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支持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内外亲属也会背叛他；支持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所有人都会归顺他。凭着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去攻打那连亲属都反对背叛的君王，所以，君子要么不战斗，战斗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二三两段围绕中心论点，连用两个论据进一步论证，运用否定排比句式。第2段选取攻战的例子阐明“天时不如地利”，区区小城，四面受围而不能克，即使有得“天时”者也不能胜，旨在说明“地利”重于天时；第3段同样选取攻战的例子，旨在说明即使在占有“地利”的情况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坚利”“米粟非不多”，但有人却弃城而逃，因为“地利”亦难比“人和”。这两个例子均非实际战例，而是泛指，即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如此。因而使论战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一定的说服力。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第4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向背，不攻自溃。因而，第4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我们通常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话来表示：合乎正义者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违背正义的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里，我们把“道”理解为“正义”。那么，什么叫“正义”？《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正义”是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这是富于现代气息的理解，然而是和它最初的含义一脉相承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的一个著名论断。《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里的“畔”字通“叛”，是背叛、反对的意思。这段话是说，对得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对失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就连亲戚都会反对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拿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要么不战，一战必胜。
孟子在这里说的“得道”和“失道”的人，都不是指普通的个人，而是指一国之君。一国之君既是战争的总指挥，也是政治上的领袖。孟子通过论述战争胜负的问题，引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点，然而在孟子看来，“民心向背”对于战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于政治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意思是说，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谓的“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帮助。所谓的“得天下”，是指通过施行仁政来“王天下”，而不是单靠武力来争夺天下。仁政，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自动来归附；而以力服人，不能服人之心。在孟子看来，得天下之道，即是施行仁政。因为仁政，是“得其心”之政。
那么，如何“得其心”，即如何行仁政呢？孟子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保民，就是关爱和保护人民，它要求君主做到“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就是人民所希望的，就替他们聚积起来，人民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人民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富裕、幸福的生活。孟子认为，这是行仁政的根本着眼点。做到了这一点，然后民心归服、天下归服，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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