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有幽默的时候，只是在不好同的地方。就算是周总理，只是在不一样的地方。
一位记者问总理：“中国有没有？”不少人纳闷：怎们问这种问题？大家关注着周总理，周总理肯定的说：“有！”之后“中国的在台湾！”这一答，记者哑口无言。其实这是一个圈套，只要总理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之后说“台湾有”，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位记者说：“中国人很喜爱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个性。正因我们中国人喜爱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爱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又不能在外交场合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哲理：有时候的幽默，能够用来玩，也能够用来维护尊严。
一个伟大万里倒霉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穷医生家里。小时候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参军后被俘身负重伤，左手致残，并屡立战功，得到元帅的嘉奖。但是当他拿着元帅的保荐书，做着即将成为将军的美梦时，在归国途中，被俘后卖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做了5年苦工。
当他回到祖国的时候，很不幸，他的国家已经忘记了这位英雄，他连一个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无敌舰队找到一个军需的职位。一次也下乡催征，因不肯为乡绅通融减税，被乡绅诬陷入狱。从监狱出来以后，他改作税吏。一次他把税款交给一家银行保管，偏偏银行倒闭，他第二次入狱。第二次出狱，他贫困贫，而且家里妻子、妹妹、女儿一帮人都靠他一个人养着。他住的地方，环境如此恶劣；一天，酒馆里有人斗殴，一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他出于同情把那人背到家里，谁知人未救活，他涉嫌谋杀再次入狱。在此之后，他妻子死去，他又正因女儿的事情被法庭传讯。
就这么一个两次被俘三次入狱的人，命运从来不肯眷顾他。但恶劣的环境没有淹没他，倒霉的。境遇没有打倒他，反而丰富了他。他的智慧是把倒霉当作生命的一个必然结果加以理解，而化为生命的财富。凭着他对生活的反思和那个国家斗牛士的精神，他写出了名震世界的巨著——《堂·吉诃德》。
哲理：这个伟大的倒霉蛋就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而作品的主人公仿佛是作者的一个自我嘲讽。他证明了承受倒霉时的痛苦和顺风时的欢乐都是人生的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
郑板桥(1693-1765)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的郑墨弟弟家。
小宝6岁时上学了。为了教育儿子，郑板桥专门给他的弟弟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
他的“道”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自己是个读书人，他并不是看不起读书人，他看不起的是：读书就是为了做官。
郑板桥自己最重视的还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便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
他主张，他的孩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对待。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为了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郑板桥还抄录了使小宝且念且唱、顺口好读的四首五言绝句：
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跳蚤出。
之后，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接到身边，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由于郑板桥的严格教育和言传身教，小宝进步很快。当时潍县正值灾荒，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也未多存一粒粮食。一天，小宝哭着说：“妈妈，我肚子饿！”妈妈拿出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里说：“这是你爹中午省下的，快拿去吃吧！”小宝欢跳着走到门外，高高兴兴地吃着窝头。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小宝发现了这个用饥饿眼光看他的小女孩，立刻把窝头分给小女孩一半。郑板桥得知小宝的举动，高兴地对着小宝说：“孩子，你做得对，爹爹喜爱你。”
哲理：人生，幸福不是目的，品德才是准绳。
第一次见到卢斯卡教授，还是在1993年。当时，我正在重庆攻读硕士，由于一个中法合作的科研项目，在那一年的秋天，卢斯卡教授——法国图卢兹大学城市与环境工程学院的终身教授，来到中国，就有关技术问题与中方课题组进行交流、讨论。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外科技合作，绝大多数是由外方提供关键技术，中方则组织力量消化和吸收，我们那个项目同样采取的是这种模式。也正有鉴于此，加之卢斯卡教授本人崇高的学术地位，全体中方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对他怀有一种很强的敬畏心理，而我这个资历最浅的学生，更是暗自抱定了这样的初衷：只做一个认真的听众，绝不开口参与问题讨论。
大家都抱着与我类似的心态，因此注定学术交流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均衡态势——向卢斯卡教授提出问题，中方课题组事先要做精心的准备，被推举的代表发言时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言语有失贻笑大方；而卢斯卡教授感兴趣主动提出的问题，中方课题组又无人肯出头做全面阐述，被“点将”不得不发言的，也往往三言两语稍作阐述，接着便以“仍需我们进一步研究”画了句号。结果，一场学术交流很快演变成了卢斯卡教授单方面“答疑”的独角戏。坐在会议室的一角，我发现，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默契，卢斯卡教授几次摇头苦笑，脸上也露出了深深的无奈与失望。
为打破这种颇为尴尬的氛围，学院科研部的领导陪在一旁，立即显出国人好客的一面。他满脸堆出笑意，建议卢斯卡教授抽出一点时间，前往重庆的大足石刻、缙云山等名胜古迹浏览参观。翻译将这番美意译作法语的过程中，卢斯卡教授却开始耸动肩膀，并几次将双手摊在胸前，嘴里也在小声嘀咕什么。
会议室沉寂了好一会儿，卢斯卡教授的脸上才重又浮现出一丝笑意，客气谢绝主人好意之后，他清清嗓子说道：“其实，通过刚才的交流，我发现各位同行对流化床工艺还是颇有研究的，而我们的讨论之所以不够深入，恕我直言，是因为大家在交流过程中选择了太多的`妥协，这不由让我想起一句法国谚语来。”说到这里，他略作停顿，接着缓缓提高了声量，“在我的国家，这句谚语是：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
“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卢斯卡教授把这句谚语说了两遍，也特意请翻译加以重复。待翻译的话音第二次落下，会议室里顿时陷入了更深的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将头低下，有的人甚至脸上涨得通红。
又过去难捱的几分钟，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竟然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个主动站了起来：“卢斯卡教授，我想就反应器的进水方向，谈点儿自己的看法……”
时间到了第二年夏季，由于中法双方的精诚合作，那个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并投入到了实践应用，而我作为课题组一员，也沾上项目的光，在一项“新型斜螺旋沉淀装置”的国际专利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是这项专利，它对我毕业后的求职帮助多多，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这句短小精炼的谚语，让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生活中于人于事的交锋，适当的妥协固然必要，但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交流，更应作为双方最初的选择。
2001年5月20日，美国一位叫乔治—赫伯特的推销员，成功地把一把斧子推销给了布什总统。布鲁金斯学会得知这一消息后，把刻有“最伟大推销员”的一只金靴子赠予了他。这是自1975年该学会的一名学员成功地把一台微型录音机卖给尼克松以来，又一学员获此殊荣。
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72年，以培养世界上杰出的推销员著称于世。它有一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设计一道最能体现推销员能力的实习题，让学生去完成。克林顿当政期间，他们出了这么一个题目：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现任总统。8年间，有无数个学员为此绞尽脑汁，却最终都无功而返。克林顿卸任后，布鲁金斯学会把题目换成：请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布什总统。
鉴于前8年的失败与教训，许多学员知难而退。个别学员甚至认为，这道毕业实习题会和克林顿当政期间一样毫无结果，因为当今的总统什么都不缺，即是缺什么，也用不着他亲自购买；退一步说，即使他亲自购买，也不一定正赶上你去推销的时候。
然而，乔治—赫伯特却做到了，并且没有花多少功夫。一位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布什总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布什总统在德克萨斯州有一农场，那儿种了很多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有一次，我有幸参观您的农场，发现种着许多矢菊树，有些已经死掉，木质已变得松软。我想，你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子，但是从你现在的体质来看，小斧头显然太轻，因此你仍然需要一把……最后他就给我寄来了15美元。
乔治—赫伯特成功后，布鲁金斯学会在表彰他的时候说，金靴子奖已经空置了26年。2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推销员，造就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这只金靴子之所以没有授予他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想寻找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从不因有人说某一目标不能实现而放弃；从不因某件事情难以办到而失去自信。
感悟：
乔治·赫伯特的故事在世界各大网站公布之后，一些读者纷纷在网上搜索布鲁金斯学会，他们发现在该学会的网页上贴着这么一句格言：不是因为有些事情难以做到，我们才失去自信，而是因为我们失去自信，有些事情才显得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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