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说出来你会不信，那就是“开枪不瞄准”。
一位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军官回忆说，在朝鲜战场上，日本各师团一碰到中国军队就立即卧倒，一动不动。这时候，中国士兵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放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子弹打光。等到枪声渐渐稀少，日本军队就开始冲锋，结果可想而知。
这不是编出来的谣言，也不是手机里“恶搞”的段子。1860年，一位英国军官来华访问。他看到淮军士兵开枪的姿势很奇特。朝前放枪，眼睛往后瞅。他推断这可能是放惯了手铳、鸟铳的原因。
1920年直皖大战，双方动用兵力20万人，消耗子弹几千万发。可几个回合下来，双方死了200多人。真正在战场上被枪打死的也就几十人。这种“恶搞”战争的作法，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逊以“极其恶毒”的口吻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建议中国政府恢复使用弓箭。一来弓箭比较便宜；二来可以对敌人造成真正的杀伤。
后来，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亲自编写步兵操典。他以极其细致的笔触，异常详细地讲解了射击时的动作要领。他特别强调了“开枪要瞄准”这一关键性的动作。从这一点来说，后来北伐军所向无敌，“蒋校长”是居功至伟的。（资料来自《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此书的作者张鸣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极其善于从细微之处观察大历史，他还着有《历史的坏脾气》）
这不是一段有趣的历史，它更像是一段黑色幽默。它以一种近似荒诞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走过了一条怎样曲曲折折的道路。中国人买来了洋枪洋炮，却没有学到“开枪瞄准”的“步兵心法”。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在向列强学习的方面，中国人总是三心二意，半推半就，稀里糊涂，得过且过；而我们东边的邻居却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甚至是矫枉过正。他们推行西餐，推广西装，普及义务教育；禁止武士带刀，禁止蓄发；甚至鼓励与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从此，日本走上了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
此时，中国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方针。他的奏折让西太后大为赞许。
其实，即使是在当时，日本全盘西化的作法就引起中国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大学士徐桐就指斥日本“变国体，有违纲常；通婚姻，有违人伦”。可1895年甲午战争的结果却让所有的中国人大跌眼镜。
从甲午战争结束至今，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年中，我们学会了“开枪瞄准”。但其他东西却依然学得稀里糊涂；
我们引入了足球联赛的制度，但公平竞争的原则却没人理会。
我们引入了义务教育的提法，但义得是国家的义务，还是公民的义务依然没有搞懂
我们引入了现代传媒，但新闻可信的却不多；
我们将“民主”写进了宪法，但“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宗旨却很少有人去实践，一听到不同的意见便喊打喊杀，乱扣帽了，乱揪辫子，甚至千方百计地去堵住别人的嘴巴。
可看看我们东边的那个邻居——那个曾经侵略过我们，至今依然虎视眈眈的“蕞尔小国”，笔者上面开列的所有东西，他们学得是何等地彻底。
当然，当然，当然，外国的先进经验应该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可有的人结合得比较好（比如毛主席），其它绝大多数都差强人意。只要有人提出与国际接轨，必定有人强调“中国国情”，强调“民族尊严”，强调“文化差别”，结果越学越走样。
“第五项修炼”的核心内容是打造一个便于沟通的内部结构，创立一个学习型组织。可我们是怎么学习的呢？请专家来讲课培训基层干部，每个人花了几百元钱买学习资料。上了一个月课便立即结业。此后的三年，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切照旧。问一问那些接受培训的干部都学到了什么？大多数人说没听懂。
机关事业单位是这样，企业又怎么样呢？我看也不怎么样！否则的话，华为的老总任正非为什么在引进IPD管理体系时一再强调：“5年之内不许进行任何改良，不允许适应中国国情，即便不合理也不许动。”我想他一定是被“中国国情”吓怕了。
那么在学习别人先进经验的时候，一部分中国人心中的“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
一是好面子，不愿意彻底地放下身段，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向别人虚心求教。这些人是因为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
二是得过且过，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懒散寻找借口。
而上述两种毛病在日本人的身上都没有。日本人承认实力，而且只承认实力。你比我强，我就要学习。而且学得认真，学得彻底。彻底到全盘西化，认真到一丝不苟。学习你，赶上你，超过你。
大化改新，日本学习大唐。学好之后，丰臣秀吉便要侵略中国。
明治维新，日本学习西方。学好之后，日本立即挑战英美列强。
在向先进国家学习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好好地向日本看齐。笔者绝非主张“全盘西化”，但是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缺点，努力地加以克服。
日本的民族特性完全源自武士道。而武士道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剑道。剑道的核心是“残心”。
“残心”的概念是每一次挥刀必须全力以付，以果决的勇气和舍却一切的信念发起攻击。当一个动作完成之后，立即以同样全力以付的心态投入下一次进攻。剑道教育让日本民族面对每一件事情都全力以付，专心致志。
剑道要求剑士向对手鞠躬时，两眼必须紧紧盯住对手，鞠躬必须到位，以表示自己的求战是“真诚而强烈”的。剑道有句谚言：对手击中你时，你要心存感激，因为是他帮你发现了自身的弱点。剑道的系统教育帮助日本民族面对每一次学习都是“真诚而强烈”的。
学习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是一种心态。首先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其次，要抛却已有的成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第三要彻底地，毫不走样地学习；最后才是有所发挥，有所创新。
1894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清政府宣战，这是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中日两国命运的改变：胜利者迈入了近代列强的行列，但之后日本帝国的野心不断膨胀，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而失败的一方不仅承受割地赔款之辱，且刚刚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亦被拦腰打断。当时清政府号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的“北洋水师”，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如今，中日两国又站到了历史新一轮的起跑线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以及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不断地发出战争言论，中国人脑海深处的历史记忆被激活。119年后，再回首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触碰的是中国人百年来内心最深处的创伤，但痛楚、耻辱、愤怒、遗憾之外，还应有更多的思考……历史不能假设，但可能会重演。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也有惊人的相似性。
在诱因上，甲午战争和10年前的中法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战争的蓄意挑起方利用了清朝与有关国家（分别为朝鲜和越南）的“宗藩关系”问题。就甲午战争来说，是日本利用了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此事也历经了多年的过程。
早在前边述及的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来华议约、换约的时候，它就别有用心地向清政府探询它对中朝关系所持态度。对日方的目的以及隐伏的祸患，当时李鸿章即有比较敏锐的觉察，他说，“日本觊觎朝鲜历有年所，朝鲜为我东土屏蔽”，“倭寇江浙尚是沿海肢体之患，倭侵高丽则为辽京根本之忧”{1}。的确，日本觊觎朝鲜决不是单单限于朝鲜，更在于将它作为跳板入侵中国。在实施步骤上则是环环紧扣，步步进逼。1875年秋，日本军舰擅自进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进行挑衅，最后竟攻毁朝鲜防军炮台，并登陆滋扰，此即所谓“江华岛事件”。鉴于传统上中朝“宗藩关系”存在的事实，事后日方派员来与清朝交涉，旨在否定前不久订立的《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杜绝清方对它染指朝鲜的干涉，甚至要中国“保全”它与朝鲜“交好”。总理衙门理所当然地予以抵制。李鸿章当时亦对此事密切关注，并且日本使者森有礼专门拜访了李鸿章，想说动他从而影响总理衙门。其间的谈话颇有可供揣摩的意蕴。
森有礼算不上是日本最高决策层的人物，只是一个“外务少辅”，但他那一副无赖嘴脸和一番歪理谬词，却可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日方的意态。而李鸿章的“义正词严”之中也掩不住不惜以妥协求息事宁人的倾向。早在这个时候，似乎已为十来年后大战中双方的基本情状提供了预示性的信号——
李鸿章当然也以前订《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为抵挡森有礼否认中朝“宗藩关系”的“法器”。但森有礼不买账，竟说：“依我看和约没甚用处。”李鸿章一听着急了，赶忙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说没用？”森有礼不遮不拦，说：“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以旧条约。”李鸿章直言反驳：“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并不服，说是“《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不能不有些愤然了，他道：“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又指着桌上的酒杯打比方说：“‘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这酒不教泛溢。”森有礼回答：“这个‘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李鸿章以“森大人年少气盛发此谬论”责之，话题又直接落到《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上。森有礼说，代表日方签约的伊达宗城已经在野，“自来和约立约之人去了便靠不住”。李鸿章反驳：“约书奉有谕旨，盖用国宝，两国臣民子子孙孙当世守之。”森有礼又说需要变通，李鸿章答以“未及十年换约之期不能议及变通”。接着又辩论起朝鲜是否中国“属国”，森有礼说不算，李鸿章坚持说算，是有别于中国本土的“外藩”。森有礼又说到朝鲜不肯与日本“和好”。李鸿章说，不是不肯与日本和好，“是他自知国小，所以谨守不敢应酬。其与各国皆然，不独日本”。
当时日本署理驻华公使郑永宁也在场，他帮腔说起“江华岛事件”中朝方开炮击伤日本舰船的事。李鸿章说，日方舰船本不该到朝鲜海域去，人家开炮事出有因。郑永宁说这次森有礼来到中国有三宗失望的事：一是中方不能保全日本与朝鲜要好的意思；二是总理衙门不明白他要和好的心思；三是恐本国臣民知道中国的态度，定要与朝鲜打仗。李鸿章说，若真是要和好的话，总理衙门不会不明白，“凡事不可一味逞强，若要逞强，人能让过，天不让过。若天不怕地不怕，终不为天地所容”。可日方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说要与朝鲜议定三件事：一是让它以后接待日本使臣；二是若有日本遭风船只到朝鲜它得代为照料；三是日本商船到朝鲜海域测量海礁它不能计较。并说若朝鲜不予议定，日本“必不能无事，定要动兵了”！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威胁。李鸿章则以“我们一洲自生疑心，岂不被欧罗巴笑话”劝解。森有礼说：“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郑永宁则说：“总要求总理衙门与李中堂设法令高丽（朝鲜）接待日本使臣。”李鸿章说朝鲜因“江华岛事件”正在气头上，旁人说也无益，劝日本暂且缓议此事。说着说着，森有礼突然冒出了一句“试思日本就得了高丽有何益处，原是怄气不过”的感叹话，李鸿章赶紧因势利导地附和，并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在末尾还特别添写“忠告”二字送给日方。日方还是要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劝说”朝鲜与日本建立关系，李鸿章答复：“总署回复你的节略明是无可设法，但你既托我转说，我必将这话达到。”
李鸿章与日方人员的这次晤谈，地点是在保定直隶总督衙署，时间是1876年1月24日，即清历的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就要过传统年节的时候，李鸿章还在为“国事”忙碌，起码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勤政”吧？交涉中森有礼的“无礼”、郑永宁的“不宁”，难免让李鸿章着急上火，但森有礼那句“有何益处”的感叹，似乎让李鸿章突然看到了“转圜”的莫大希望，而他最后对日方的承诺也不是打“痞子腔”搪塞，而是立马就做的事情，赶紧与总理衙门沟通消息，建议将日方的意思通过礼部转行朝鲜，说是这样“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借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②。
作用还真是“立竿见影”。面对日本的威逼和清方往软处“劝说”，朝鲜在2月末即被迫与日本签定了《江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所谓“自主”、“平等”的漂亮字眼，只不过是日本否定中朝“宗藩关系”、而它却强行染指朝鲜的掩饰而已，日本为侵朝而首先从“法理”上铺路扫障的一步做成了。接下来，自然便是变本加厉，步步进逼。
李鸿章他们如何应对呢？是主张朝鲜与西方列强也议定条约，以求形成对日本的牵制，制约日本对朝鲜动武。接下来的几年中，先是由美国，后有英、德等国接踵与朝鲜缔约。在李鸿章辈，是想使用“以夷制夷”的手段，但实际后果上，是朝鲜更遭受多头控制，局势更加复杂化。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鱼雷艇数铁甲舰半铁甲舰重炮轻炮排水量中国舰队14460211413.5万吨日本舰队1201211209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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