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来到这个讲台，是代表着一个团队过来，代表我们远望人这个团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远望人的经历和故事。“远望1号”船、“远望2号”船的诞生代表了我国航天事业的一个时代，在这之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前苏联、法国拥有航天测量船，我们国家只有少数的几个陆上测量站。“两弹一星”成功以后，中央决定开展远程运载火箭的全程试验，还要发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这些飞行器的飞行轨迹都在数千乃至数万公里以上，陆上的测量站已经覆盖不了。这个时候，毛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决策，要建造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测量船。
船头的“远望”两个字，这是毛主席亲自手书。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战略决策，有了“远望号”就有了全球布站的测量能力，也加速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今年我国最新一代远洋测量船“远望7号”船建成，“远望1号”船到“远望7号”船相差了将近40年。我作为“远望2号”船的最后一任船长，也是“远望7号”船的第一任船长，非常幸运地见证了这段历史变迁。在大海上搞航天测控，就是我们远望人风口浪尖上的舞蹈，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征服大海，才能仰望星空。
很多人都认为大海都是富有诗情画意的，我当时也是带着这个向往，上大学的时候选择了船舶驾驶专业。1993年毕业以后又带着这个向往到了“远望2号”船工作，但是很快，大海给我上了一课，1997年让我经受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4月17日的早上六点钟，我像以往一样到驾驶室去接班，发现驾驶室的气氛十分地凝重。原来在我们前面的航线上面，一个热带低压迅速增强到强热带风暴，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船就被这个狂风恶浪所包围，风力迅速增大到11级。天空看上去乌云密布，昏天黑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一样，只有我们船的前方能够看到一丝丝，透出一丝丝光亮。我听我们当时的一些老船员跟我讲，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台风风暴眼。
台风风暴眼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经常看中央电视台预报那个云图，它中间有个黑洞，就是处于那个黑洞的边缘位置，那个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我们航海人谈之色变的极端恶劣海况。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离台风中心越来越近。船上马上组织气象会商，分析讨论，正在说话的时候一个大浪打过来，我们有三个人坐在那个沙发上面，连沙发带人一起被抛起了一米多高，然后再砸下来，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海面上六米多高的大浪像一座座移动的小山一样，连续地撞击船体。我们的船头有时候看到撞到涌浪里面去，十几秒钟可能都抬不起来。两万多吨的巨轮就像一叶扁舟在风浪中上下升沉，达到十几米，船上到处吱吱嘎嘎响。特别是好多新同志还以为我们这个船随时都要解体一样的，雪上加霜的是我们的通信设备因为这个极端恶劣的海况也不能正常工作了。当时随船的领导给总部打电话报告情况的时候说，我们遇到了大风浪进入台风中心。说了一句话以后，后面情况也没来得及报告，线就断了。后来再联系就联系不上，家里面也着急，船上也着急。后来我们整个通信中断了连续九个小时，有些年轻的船员这时候已经把救生衣穿到身上，还有一些船员甚至写了遗书。与台风搏斗的这九个小时是惊心动魄的，九个小时以后，当我们看到海平面上远处一个安静的夕阳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这个航次靠码头的时候，接船的亲人们比平时都要多得多。我们许多船员见到久别的亲人的时候都流下了眼泪。虽然海上有风险，但是我们远望人只要接到任务，仍然会义无反顾地坚决出征，毫不退缩。
2007年2月春节刚过，我们按计划完成了“北斗一号”04星的测控任务。返航途中突然接到北京指挥中心的指令，卫星在变轨过程当中出现异常与地面失去联系，要求应急测控。接到这个指令以后，我们迅速向应急测控海域开去，同时对这个卫星出现异常的原因进行分析。分析可能是卫星在变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翻转，翻转会导致什么情况？卫星它上面有一部天线，它是对着我们地球的，这样我们测控站对它就可以对话了。它一翻转，天线对到外太空了，那我们就联系不上了。在茫茫的太空中，找一个直径只有几米的这个卫星就好比大海捞针一样。一天、两天、五天、十天过去了，我们的雷达操作手轮班上岗不间断地进行搜索。我们发出去十万多条指令，没有一条得到回复。这个时候，我们参试人员的生理、心理还有我们船带的燃油、补给的物资，船舶的压载都逼近了极限。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计划外的测控，但是大家没有一个轻言放弃。终于在第十八天的时候，创造了奇迹，发现了卫星，紧急地发送了应急测控指令，为挽救卫星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祖国把“远望号”交给了我们，也就意味着我们远望人将人生交给了大海。海陆相隔两重天，远望人面临着很多取舍，也经受着很多考验。出海时间长了，蔬菜也比较紧缺。一般我们出去以后，最多两个礼拜，绿叶蔬菜就没有了。好多同志因为缺少维生素，三天两头的口腔溃疡。半个足球场大的空间，一待就是几个月，生活单调枯燥。我最长的一次应该是工作了一百四十天，最远去到过西经一百三十度的地方，赤道附近。第一代测量船还存在因为造水能力，还有通信带宽的问题，用水比较紧张，打电话比较难的困扰。我在“远望2号”船工作的时候，我们两天用一桶水，十公斤，包括我们洗脸、洗脚、洗盘子、洗衣服，全在里面，半个月洗一次澡。
其实对远望人来说，任务的艰难和生活的艰苦我们都能克服忍受，但是面对家庭的困难我们却无能为力。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正在海上执行“神舟一号”任务。1999年10月5日，我把快要临产的妻子送到医院，交给岳父岳母照顾以后便匆匆忙忙赶到船上，做出海准备，10月8日出海执行“神舟一号”任务。后来爱人的预产期一推再推，到10月22日剖腹产，女儿才出生。而我呢，【】因为打电话不方便，10月25日才知道我第一次做了爸爸。回家第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已经是第49天，我陪着她们过了一个礼拜就又出海去执行任务。女儿今年十七岁，我只给她过过一次生日，那次我还专门精心准备了一下，女儿好像有点不适应，跟我说，我已经习惯了只有妈妈的生日。远望人把和家属、小孩能在一起聚一下作为一种幸福的奢望，但是他们都无怨无悔、心甘情愿。这就是大海为远望人塑造的性格，这就是中国航天人。
我工作了二十三年，与测量船打了二十三年的交道，在我身上早已打下了海天的烙印。我和大家一样，我们都深爱着我们的祖国，深爱着这个时代。只要坚守这份爱，祖国的航天事业就一定会更灿烂，我们的人生就一定会更精彩。谢谢大家。
演讲者：汪涵
我是汪涵，来自湖南电视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我做主持人十八年了，主持了十八年的节目，像这样的舞台、这样的灯光、这样熟悉的摄像师、这样的观众、这样的氛围……我应该特别的熟，但是今天，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感觉，非常的奇妙，甚至说奇怪，还好有你们、有现场诸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所以我说主持人在舞台上应该像春风一样，他能够让舞台上所有的一切变得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妥帖，就像顾城的诗写的一样——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艺术家，叫作约翰·凯奇，他在一九五几年的时候写过一部钢琴曲，名字叫作《四分三十三秒》，作品是这样的，演奏家站上舞台，打开琴盖放上琴谱，端坐好了以后，四分三十三秒之内手指头没有触碰一下琴键，一直就静静地坐着，头十秒钟大家在等待，有可能这个钢琴师，他在酝酿情感，慢慢的有一些躁动，慢慢的有人打哈欠了，慢慢的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到了四分三十三秒，钢琴师起来，收起琴谱然后盖上琴盖说，我的演出完毕，走了。全场莫名其妙，但是安静下来以后，所有的观众体会到，虽然那一刻什么声音都没有，但是他们听到了琴键以外的音乐，自己的心跳、呼吸、小声的议论、些许的烦躁，所有的这一切仿佛变成了《四分三十三秒》音乐当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我在这里，特别希望跟年轻朋友分享的就是，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也不要轻视个人的力量，用心地去做你认为你该做的每一件事。
就像我最开始，我大概是1996年从湖南电视播音专科学校中专毕业，我没有读过大学，我当时进到湖南电视台的节目，叫《男孩女孩》。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节目可做，就有这么一个栏目，每天大家上午就开会，然后中午到食堂吃饭，下午又开会，然后在办公室睡觉，然后又开会，但是我觉得那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特别的新奇。但是后来打了很多次报告，都没有留在湖南台，然后我就去了湖南经视，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的人事关系依然还在的那个电视台，湖南的一个地面频道。我特别珍惜一个称谓，我想我作为一个最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后面没有“之一”的话，很难，但是我可以做湖南经视最忠诚的员工，我愿意在这里待十年、二十年……拿下这个称号。
我在这个电视台一进去开始做剧务，当时我们剧务组有两个，我们两个彼此认为是最帅的剧务——我和李维嘉。做剧务的时候，我们俩是最快乐的剧务，每天往这个演播厅扛椅子，杠椅子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想，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会是毛宁坐的，维嘉说，那我这个还有可能是林依轮坐的呢，两个人每天有很多特别开心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现场两百五十六个观众，每个观众来看节目的时候有个塑料袋，每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五十多件礼品，我就负责每天录节目的时候往每个观众席放礼品，卤蛋粉、电灯炮、水龙头、面条、酱油……每天就做得特别快乐，因为我知道放不完的面条，我可以带回家。
然后后来我就当了现场导演，跟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讲一些笑话，然后活跃现场的气氛、带领全场的朋友鼓掌，当然我们今天现场的掌声全都是大家自发的。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要带领大家鼓掌，我那时候在当现场导演的时候，我是每期自己鼓掌鼓得最厉害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台长到现场来看节目，（问)这哪来的现场导演，(说）小伙子你过来，我就过去了，“台长你好”，“把俩手伸出来”，我说，啊，怎么做节目还带检查指甲盖洗没洗干净的？我一伸手，手拍得特别红，他说，你们看这个现场导演多么地投入，鼓掌鼓得多么地卖力。我当时特别地快乐，因为所有的人要去看当时的那个综艺节目，要花很大的经历，求爷爷告奶奶得拿到一张票，我场场都在里面，特别地快乐。
后来又当导演，可以让我特别欣赏的节目主持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节目，哇，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没过多久，台里面做内部的晚会，说汪涵是学播音主持的，你让他去试试吧。哇，可以在全台同事的面前主持节目，开心得不得了。当时做了一个节目叫做《真情》，台长就问我们当时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汪涵当搭档可以吗？”“可以！”，然后还问了我们的一个灯光师，“小廖，你觉得汪涵可以吗？”“不错！暖场的时候全场观众都乐成那样，让他去吧”。太开心了，我可以当主持人了。每件事情都是我心里觉得，我应该去这么做，而且这么做我特别特别地开心，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接受。比如说今天的灯光突然间没有往昔那么好了、今天的摄像不是你以往熟悉的、今天你化完妆之后，总觉得自己的黑眼袋比平常要大很多、今天的嘉宾、今天的台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那么不如意，赶快在内心鼓掌，因为你的机会来了。我一定要学会很好的忍耐这样的一个特别尴尬，或者是特别难堪的局面，我一定要扛下去。因为面对困难无非三点：第一，度过了这个困难，你有度过困难的智慧；你面对困难，你有了面对困难的勇气；你绕过困难，你有了绕过困难的狡猾，多好。
你还要生命教你什么，你还要这个舞台教你什么？就像塞内加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的人生都让人潸然泪下。但是我想，他所呈现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既然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结束是那样，我们何不开开心心地、欢欣雀跃地、一蹦一跳地能够朝着那样的一个归宿去，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太多太多对这个世界认知的美好。
叔本华好像也说过同样类型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的眼神关注的是整体，而非个人的异己的生命的话，那么你的行为举止看起来会更像一个智者，而不是一个受难者。所以我特别在这里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跟我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分享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这么健康；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够这么自由地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么都不会失去，即算你有一天经过了所有的东西，你会觉得生命太苦难了，恭喜你，你知道生命苦难了。
很多哲学家穷其一生，他们有可能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其实生命有多么的苦难，我们应该怎样的用微笑去面对它。来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我今年四十岁，我舍掉了什么东西，当然我得到了太多太多，得到了我很多受之有愧的，观众给我的掌声和喜爱。因为我个人觉得在电视台，主持人只是最后的一个完成者，如果我们今天现场没有灯光师、没有摄影师、没有化妆师、没有音频师，这个节目完全不可能呈现在大家面前，但是所有的鲜花、掌声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受之有愧。但是我想，我今天面对这么多年轻的朋友，80后、90后，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在脑子里，建立这个“舍和得”的概念？我后来一想，不应该！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舍了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当你心里面有了“舍和得”，我只要得到什么，我就去舍去什么，如果说舍而不得，或者是得非所愿，那我们就只能得病了，你会怨恨。所以我觉得与其在这里，跟大家强调“舍和得”，还不如去考虑舍得背后的另外一个词——接受。上天递给你的东西我们用双手去接着，捧在手心，当然也没必要高举过头顶，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接到这样的馈赠。
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多少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有一天他馈赠给你更大礼物的时候，你能接得住。忘记“舍得”这个概念，做你自己想做的，任何让你快乐的事情，前提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除此之外，你可以一个人，没人看见，你可以蹦着跳着回家，你怎么样都可以。所以在这里要祝愿所有的年轻朋友，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一件，如果你希望你的一生当中，你往前、你往后、你停下来的每一个脚印，当你有一天回过头的时候，希望他们成为诗句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地走好你人生的每一步。
谢谢各位，谢谢！
演讲者：王石
同学们好，像这样和同学们交流还是第一次，因为站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从表演上来讲这叫做当众孤独。但是刚才主持人那热情洋溢的介绍和同学们热烈的反应，好像让我也年轻了两岁，我想到了比你们还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光大约是四十五年前了，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和你们一样想着未来该做什么。
我曾受福尔摩斯侦探的影响，特别想当个侦探家，也受《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世界》的影响，想当个探险家，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在小学的时候，是可以跳级的那种，但我的语文不好，所以没能跳级。
我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工程师，当过机关干部，这样做到32岁。当时我在广东的外贸部门，在别人来看，这个职业非常非常好，但是我已经看到我人生的最终会走到哪里去，我当时的身份是副科长，我已经看到了，我一步一步的可以当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厅长。既然我已经看到了我这一生会怎么过，我的追悼会怎么开，我能想象，我躺在那里，朋友们是怎么来向我鞠躬、哀乐，我都想得清清楚楚，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我当然不甘心。这是我后来到深圳创业的初衷。
我没有严格的人生计划要当一个企业家，甚至当年的我对于做商人这件事是非常讨厌的。
我只是希望改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就这样去了。我既不喜欢做企业，也不喜欢做生意，我曾公开说我不喜欢房地产，以至于现在万科的CEO郁亮私下跟我说：“董事长，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但是你不要公开说，你公开说不喜欢，我们怎么教育团队要喜欢、要热爱这个行业？”我说好，我不说了。
但是今天我站到这里，我要告诉同学们，我非常喜欢房地产，非常喜欢房地产行业，因为它牵涉到城市建设、城市规划、造福于消费者、造福于人民，我后知后觉地突然发现，我正在从事着一个我梦寐以求都求不到的职业，我由衷的喜欢上了我原来根本不喜欢的工作。
同学们，我这里想说的是，你不要急于大学一毕业，就马上要找到一个如何发财、如何终身相伴的职业，不要着急，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就把你所在的工作做好，所在的你不愿意的行业做好。可能工资不随你的心，可能待遇不随你的心，可能所处的环境，那些人员不随你的心，但是你要拥有一颗平静的心。人生下来所谓的自由选择，它本身就是不自由的，不自由过程当中，你仍然要把它做好，当做人生的一个经历、一个积累，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下去
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是2009年，《南方周末》成立25周年，做 “中国寻梦者”评选，评选了8个人，我荣幸的入选，有意思是给了三个标签，让我来选。第一个标签是企业家，第二个标签是登山探险家，第三个是不行贿者，那同学们，你们猜猜我会选哪一个？我选择了不行贿者。我记得在我获得这样一个荣誉的时候，我说：“不行贿是我做商业的底线，但我没想到这个底线，却成了我的一个标签，这很荒。唐。”最基本的底线，很多人却认为不可能，一个长久的坚持、最起码的人格要求，反而成了你最具竞争力的东西。我不得不遗憾的说，我们的社会是需要改革的。
我的身体不是很强壮。同学们可能就纳闷了，说怎么可能，你的身体不强壮怎么登上珠峰的？我说正因为我登上了珠峰，我的身体才强壮了起来，我通过尝试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克服，这个过程使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原来更强，使我的体力也变成越来越强壮，而不是因为我拥有强壮的体魄我才去登山。事实上，我有偏头疼，一疼四五天，五官有中耳炎、视网膜炎、鼻窦言、咽炎。我感到最恐惧的是1995年，我突然感到我的左腿剧疼，医生非常清楚的说，说你腰椎间有一个血管瘤，你必须马上减少行动，最好是坐轮椅，否则你可能随时瘫痪。我当时脑袋一懵，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44岁的时候，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医生宣布我可能瘫痪。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在瘫痪之前，我要去一趟西藏，要去一趟珠穆朗玛峰。
2003年我去了西藏，记得在登顶下撤的途中，在8800的位置上，天气非常不好，阴天、刮风、下雪，我特别想坐下来，但我受过的登山训练告诉我，我不能坐下来，我要是坐下来，我就起不来了。那一刻，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清楚，但那时就有一个愿望：如果我能活着回去，我绝不再返回喜马拉雅山，如果再返回来，我就是王八蛋！我诅咒自己。可安全回来之后，那个诅咒也忘了。
我到山脚下和医生谈的时候，医生说你遇到的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登到8000米以上的山峰时，只有两种废弃物是没人理的，一种是空氧气瓶，再一个就是遇难者的尸体，你免不了会看到遇难者的表情，没有痛苦，没有狰狞，没有死亡之前的挣扎，都很安详，好像进入天堂一样。当然了，即使进入天堂很美妙，你愿意进入吗，我相信还是不愿意进入的，所以哪怕受折磨，受苦难，你还是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会死，但在死亡之前，你希望什么呢，你希望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曾说，我一生要三次登顶珠峰，2003年是第一次，2010年是第二次，我想我差不多在我70岁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要再登一次顶。但当我到哈佛之后，我才意识到，哈佛是我的第三次珠峰，和这两次珠峰完全不同的是，这座山峰没有物理高度。很多人问我，说登珠峰难不难，我说当然难，比想象的还要难。第一个学期特别累，要记太多单词，失眠，想睡也睡不着，做作业做到2点钟，8点钟起来，我曾经几次想打退堂鼓。
我想跟同学们说什么呢？人生当中一定要保持一种自我的不满足，保持着一种好奇心，保持着你对未来的某种期许，坚持就非常重要，胜利往往是在努力一下的坚持之中。我想我和很多人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我比他们聪明，也不在于我比他们更运气，很重要一点，就是我有这样一个认准的目标，坚持下去。
放下金钱、放下权力、放下虚荣
刚才讲“坚持”了，现在我想讲讲“放下”。我想说的放下，第一是放下金钱，第二是放下权力，第三是放下虚荣。
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当时公司形成4100万规模。当时我就声明，我放弃分到我名下的股权。第一，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不用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国社会当中，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患寡，患不均，大家都可以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所以在名和利上，你只能选一个，你要想出名，你就不要得利，你要想得利，你不要出名。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这时，我想放弃财富。
1999年，48岁的时候，我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开始只当董事长，真正的不管公司的事儿。这时，我想放弃权力。
第三个放弃，就是放弃虚荣。实际上这回去哈佛，很多人都很好奇，说你王石到哈佛去干什么，首先就问，你到那儿带翻译吗？第二，你上的是老年大学吧，更多的朋友之间一见面，那就是猛夸，铆劲的夸，“太~~”佩服你了，就是“太”这个字拉好长时间，我说你表扬我还是骂我，这样表扬，无非就是说你王石要过语言关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过了，所以“太”佩服你了。确实，一个中国的著名企业家，上市公司老总，年纪又过了60多岁，你开始学英文，你能不能拉下脸，能不能放下面子，是个问题。
同学们今天在听我演讲，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听过我敬仰的人演讲。他们是两位美国人，一位是肯尼迪总统，一位是巴顿将军，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里说：“不要问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为社会做了什么”，我非常欣赏他这段话；第二是巴顿将军，他说：“评价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他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他从顶峰跌到低谷时候的反弹力。”我同样非常欣赏。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怎么也没有想到2008年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一个拐点论，一个捐款门，弄得我狼狈不堪，祖宗八辈子都骂到了，一天谩骂的帖子三四十万，删都删不过来。但之后我给了几个感谢，第一感谢股民对我的这种唾骂，让我归零，让我认识我是老几，我重新认识自己。而且我现在回忆，确实我当时比较嚣张，我感到我在做正确的事情，说话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不在乎在什么场合下；第二，这是我了解社会和年轻人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不要说是善意的，就算是恶意的又怎么样呢？我既然是公众人物，我享受到公众人物带来的好处，我就应该接受我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接受的监督。公共人物就是公汽，公汽就是公共汽车，坐上去感到很舒服，它就表扬你两句，它坐得不舒服，吐口痰，你就得承受。
同学们，我想用下边的一段感悟来结束我的谈话。很多同学非常羡慕我们80年代的一代人，我现在想起来，我也很羡慕，因为80年代当时不觉得，事后越想越觉得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们会感叹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全球的不确定，中国未来的不确定，你们很感叹，没有机会了。现在讲拼爹，我相信在座能这样交流的，拼爹的不多，都是拼自己。但如何拼自己，怎么拼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什么都确定了，你要想出人头地，想有所作为，那是非常非常难的，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才给了你们机会。我们认识的中国，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它需要改，但往哪儿改，不大清楚，但是我们都清楚的是，我们希望改好，想法是一样的。
四年前，我在金沙江漂流，金沙江上水流湍急，到堰塞湖的时候，江水平静，流得非常非常缓慢，这时我就有时间看两边的景色。金沙江两边景色都是悬崖峭壁，这时你才发现，悬崖峭壁上是一股一股潺潺的流水，我突然醒悟到，这滔滔的江河就是一股一股无数地潺潺地细细地流水形成的，这一股股的流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单位，如果我们每一股细小的力量，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汇成的江河，就将汇成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同学们交流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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