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第一次回乡，是为了参加一场仪式——母亲此生最后一场仪式。
山村的清晨飘着小雨，早春的寒意虽比不得隆冬，却也针刺似的扎得人直哆嗦。抬棺材的是几个主动要求来帮忙的汉子，他只跟在旁边空手走着，后面跟着一队学生。有的手上拿着白花——大概是自己叠的，有的则是鲜花，山里面采的，也许还精心挑选了颜色。队伍里隐隐传来泣声，抬棺的汉子也有泪花在眼眶里打转。他却没有眼泪，抬手揉了揉干涩的眼眶。
仪式开始了。棺材被缓缓抬入事先挖好的土坑，那队学生一个接一个上前献花。泣声越来越大，有几个学生甚至嚎啕大哭起来，眼泪鼻涕糊了满脸。他盯着旁边的遗像出了神。
他太久没有见过母亲了。母亲是村里唯一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唯一的老师。父亲去得早，母亲便把一颗心全部放在了学校里，他也因母亲的不关心而与他日益疏远。直至长大，他逃也似的离开了偏僻的山村，在大城市谋得一处容身之地，便再也没有回去。照片里的母亲与记忆中相差甚远，老太太慈祥地笑着，皱纹爬了满脸。村里人说母亲是在一个温暖的午后在躺椅上睡着的，等学生来叫她上课，才发现老师再也叫不醒了，哭着跑去叫了村里人。直到葬礼快准备好，村里人才想起老太太有个儿子，这才多方打听匆忙叫了他回来。
这样浑浑噩噩地到了仪式结束，他走进了母亲的屋子。不大的屋子里除了生活用品外大多是书，旧得很，却不破烂。他随意翻看着，又发现一堆信件，用盒子整整齐齐地装着。抽出一封，信封上写的竟是他的名字，地址一栏空着。是了，母亲从不知道他的地址，又怎么寄信呢？拆开信封，一行行看下去，抬起头来的时候，天已近黑了。脸上有些冰凉，伸手一摸，湿湿的，竟全是泪。“妈妈……”他口中呢喃，忽而又咧开嘴，泪却流的更狠了。他将信一封封收好，郑重地抱到怀里，又将母亲的屋子收拾好，久久地立在门前，庄重如进行一场仪式。
留在山村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他在村里唯一有手机信号的山顶给老板打电话辞了职，便一头扎进母亲生前的办公室。没了老师，学生们不再上学，倒也没人发现他在那里，他就不知不觉待了一天一夜。出来时，他的脸上挂着硕大的黑眼圈，眼睛却在发亮。
清晨，听到传来的国歌声，地里劳作的村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望向学校的方向。不算整齐但响亮的歌声中，一面有些褪色的国旗磕磕绊绊地升上竹制的旗杆。是个晴天，春光也有了它该有的温度。略显简陋的仪式后，学生们有了新老师。
新老师面向国旗，向身前的空气伸出了手。学生们有些奇怪，却没有询问。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一场交接仪式，他从母亲手上接过，她的梦想，和爱的地方。
不久后，那位客人再度来访。此前，她在电话中吞吞吐吐，说自己其实活得很抑郁很压抑。为什么呢？她在电话中欲言又止。停了停，说，以后再说吧。
这次见面前，她告诉我，会有男的光临，让我做好思想准备。她只想见俩人，其中一个就是我。多荣幸啊。
终于，她携一小男生在某天中午闪亮出场。
找到一个小饭店，要到一个小包厢，点了四个菜一个汤，要了两瓶啤酒，空气中开始有点紧张起来。谁先说？怎么说？说什么？每个人都在心里思量着。总得有人致开场白吧。她是来客，只见她嘴唇嚅动了一下，眼睛看着我，声音放得很低：某某，你可记得，我那次和你说的故事？
我长相不佳可脑子不笨啊。原来，那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今天都盛情出场了。但我眼中的小男生也委实小了点嫩了点，说成中学生我也相信，这很打击我对这桩姐弟恋的热情和好感。待得我们半逼迫半诱导着让他们说出故事时，这故事波澜不惊寡淡无味。车祸是虚构的，自残是有的，只不过，人家没割腕自杀啊。赌气结婚更没有。年龄呢，不是级差11岁。而是13岁啊。
一切都真实得令我们窒息。
小男生倒还漂亮。按我们另一个观察员的分析说，这小男生简直是太漂亮了。当然，每人对美都有独特的感知力，我倒不认为他有多漂亮，我的观感是“还好”，但也不是太出色。太嫩了点。他在酒桌上被我们一再逼问下，话都说得有点结巴，这，也许就影响了我对他的观感。
那顿饭很快就结束了。实在是无话可谈。本来仨女人就是一台戏，可掺了一个沙子，还是个生沙子，这空气中便始终很闷。
事后，另一个观察员恨恨地说，非拆散他们不可。她的理由是，不般配，不会幸福的。现在拆散他们，她会恨我们，可过后，她会明白过来，并且感谢我们，为她做了一件大好事。
好啊，好事谁不愿做呢。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向她表白我们对这一姐弟恋组合的恶感和排斥。还一再追问她，是否移情所致？是否？如果是移情，倒也能理解。她离婚后很痛苦，承认当初接纳他，有移情的动机。我们的眼睛真是雪亮的，连移情都想到了，还有什么想不到的？于是，为她左一个分析右一个解释，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不看好。我们认为不会幸福。
看来，我们也步入了俗人的误区。哈，分析别人都容易，事到我们朋友身上，我们也一样俗得可怕。
其实，她怯怯地说，我心中很明白。所以，我们始终没做什么。但是，他很无辜啊。她汪着一双眼不敢看我们。却多次这样表白。
是啊，难道一个小弟弟就不能爱一个大姐姐吗？爱一个人，他有什么错？
学校里开始开家长会了，她没空去，每天都在忙碌，种许多的菜，除虫，拔草，卖菜。
年末的家长会上，我因为考了前三名，特别想妈妈能来跟我一起参加。正是农闲时节，几乎所有家长都来了。孩子们在各自的父母跟前撒着娇，打打闹闹，只有我一个人形单影只。有调皮的同学嘲笑我，间或还有家长投过来复杂的眼神，我心里难过的要命，于是我决定自己去找爸爸妈妈。那天，奖状都没有领取，我就一个人踏上了出村的路。
三年没走过，路已经生疏了，幸好，我还记得家里的村名。下了雪，我一个人在雪地里一路走一路打听着，终于摸索到村口，熟悉的树和房子，扑面而来，我觉得喉咙发紧，手里里冒汗，心跳的咚咚的，三年了，我想了三年，今天终于回到家了。正在狂喜的时候，我看到了她和妈妈，她穿着厚厚的棉袄，妈妈胖了些，走在她身边，看样子是送她的。她去看妈妈，都是等我上学的时候，原来她一直去看妈妈的，只是不让我知道，心里忽然就涌上了恨意。我悄悄躲起来。
在村口，妈妈掏出几张钞票来塞给她，她怒冲冲甩掉，然后大步流星着走了，钞票散了满地。妈妈小声嘀咕：这是何苦呢？
我再也忍不住，从房子后面跳出来，大喊一声：妈！作势要扑在她怀里，妈妈一惊，扭头躲了一下子，尽管她脸上仍然是笑着的，我还是清晰的感觉到这微小的躲闪，妈妈大概是意识到了，有些尴尬，为了掩饰，她说：燕儿长高了，漂亮了！
她已经跌跌撞撞跑过来，还摔了一跤，膝盖上有雪，她拉起我，大声说：走，咱回家。
我被她拖着走，在雪地上萎靡出一道深深的痕迹，我以为妈妈一定会上来拉住我，或者拉开她，可是妈妈只是一动不动站在雪地里……我的心里，霎时也落满了雪。
以前，我一直缠着她问爸爸妈妈，她脸上挂着霜，一边干活一边回答我：你没有爸爸妈妈。你撒谎。因为委屈我开始哭喊：一定是你非要抢我跟你作伴，不让我见他们。她怔了怔，扬起巴掌拍过来。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一定是妈妈和奶奶不要我了。
回到家之后，我好像一下子就懂事了，什么也没问，默默的跟在她的后面，收拾碗筷，洗衣服。她一直跟我说话，说燕儿，今天领奖状没？今天姥姥做饺子吃好不……我不回答，心被悲伤覆盖了，我想，为什么没有人爱我。
此后，再也没有妈妈和奶奶，日子平静流逝着。
那个时候，她也就五十岁吧，姥爷过世了，舅舅离得远，也不常回来，家里就我们两个人，五间房子显得空落落的。她爱絮叨，每天吃完晚饭就一边数落我一边缝缝补补，赚一些零花钱。说我是讨债鬼，搅人精这样的话，火盆里埋着土豆和红薯，盆沿上烤着花生。
我写作业，看书，她做针线，绣花。那些零食我们一人分一半，大多数的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寒风有些刺骨，星星点点的微凉轻柔如羽，零零散散地落在脸上，半晌才察觉，是下雨了。
放在口袋里的手显得有些慌张，口袋里一片湿热，找不到意想中的冰凉。还是不死心地翻了一次，依旧是湿湿热热的感觉，这才死心。望了望时间，有些焦急。补习老师的拖堂和钥匙的丢失严重打破了我的计划，时间在飞速地流逝，在我看来，就是学习的机会在消失。
打电话给了母亲，说是会赶回家里，但是没那么快。这样的答案让我不由有些心灰意冷。不觉间，回家的路，已经走了一半。
路边摊上烤红薯的香味儿让我放下了那颗焦虑的心，同时我望着身后那已经被跨过的两条马路和一个广场，有些恍惚。一两句话的时间，我竟已经走了那么多。走得匆忙，没有带钥匙，也没有带伞，那么，就让我任时间飞逝，痛痛快快地感受一下小雨，细细观赏一下那沿途的风景吧。
烤红薯的香味儿盈满了我的鼻尖，一个不经意又被炒板栗的小车给勾走了魂儿，跌跌撞撞，恍恍惚惚地穿过了那快餐店林立的区域，进了小区，这才发现，口水已流了三丈不止。
风愈发的冷了，未曾想穿过那层香气氤氲，紫灰色的天已然全黑了，路灯在寒风中有些飘摇，蒙上了一层半明半昧的意味。这里的路我走过不下百次，大脑不用作思考，我的腿也能帮我决定着每一个岔路口后该走的路。
又一阵寒风，小区里全是树木，一个挨着一个，每片树叶都能在一起摩擦碰撞，好似被累得哼哼哧哧的声音，有些急促。转角处是一片明亮，我竟从未发现，这里的路灯换了个新的。
一片又一片被路灯照得泛黄老绿在微光下摇曳，榕树那棕色的须也慌忙地为一丝一缕的风让道儿，却是应接不暇，显得整棵树都摇摇欲坠，倒不如那没有叶子的铁树。一个又一个的女子衣襟单薄，那两条纤细的长腿却掀起一阵强风，那精致的妆容只是匆匆掠过，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儿，满满的紧张和紧迫感被寒风吹散在空中，我与这儿，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跨过了铁门，一切都醉在了黑暗之中。这里的路灯还是我熟悉的那种，一闪一闪的，时有时无的光小心翼翼地照着那新铺的油柏路，被碾碎的果子与些许鸟粪混杂在一起，使油柏路失了原本的颜色。
几个孩子从那有些萧条的补习班里走了出来，匆匆跳进了自家的车，只余车灯照亮了那句告别。车灯照亮了整条油柏路，以及歪歪斜斜地停在路边的大大小小的车。
尽头，母亲的身后，是家。
母亲风尘仆仆的样子，几缕发丝在寒风中飘飘悠悠。她也是刚停下的样子，我见到她时，有一种车子刚来了个急刹的感觉，连她身后的小楼也似乎恍惚了两下。路灯把母亲那焦急紧张的面容刻画得格外清晰。
我暗自摇了摇头。
这条回家的路，这条紧迫的路，我会慢慢走，慢慢走……
有人在敲窗，谁呢？有声音在轻轻地呼唤我的名字？声音似乎很熟悉，可又一时想不起是谁；窗外漆黑一片，我神情紧张的推开门，一个黑影凑到我近前，急促的说，快走吧，他们都走了，我就是为了等你才耽误了好长时间……我还想问他你到底是谁，去哪里，去干什么？那人却极不耐烦的说，就你婆婆妈妈的真啰嗦，快走吧，他的声音让我感觉到是我一位战友，好像是王悦林，却看不清面目。我很想凑近看看他是谁，但他已经扭头走了。
天太黑，走的也不是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走着走着，我们似乎追上了前面的人，大概有十来个，也都在紧张的往前赶，那人回过头来对我悄悄的说，你知道吗，战争爆发了，上面有令，原先在哪儿的回哪儿，我惊愕了一下，顿时更加紧张起来，还想问他一些情况，他却伸出食指放在嘴边，叫我不要出声。
前面是一条公路，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的隐蔽处，公路上一辆辆乳白色的水泥罐车在缓缓前行，等到公路上只有这几辆车时，忽然这几辆车已经离地，斜刺里冲向天空，天空里有一束束神秘的光在闪。
火车站站台的灯光很昏暗。影影绰绰中我们有30来个人，其中一个人在悄声询问，人都到齐了吗？另一个人回答，都到齐了，我忽然看出来了，问话的是指导员，答话的是副艇长，我刚想上前，就看指导员一挥手命令道：上车，于是我们就一个一个上了闷罐子车，火车开了，就像当年一样。
陈家港巡防区的码头还是当年的老样子，一排排蓝灰色的舰艇在一号和二号码头排列，潅河的水面上有一群海鸥在扑闪着翅膀啄食，由于退潮的缘故，岸边裸露着大片的泥滩和芦苇丛，大堤上有一个人在向我们这里张望。
4322号艇在哪里呢？由于艇都并排在一起，看不到舷号，甲板上有几个水兵在走动，本想问问他们，可一个也不认识，正在着急的时候，看到码头上有几个人在向我招手并大喊大叫，我抬眼望去，是姚汉荣，他的嗓子还是和当年一样尖，那个个子矮矮，脸色黝黑的是指导员王家祥，高个头的是刘超，旁边还有郑胜龙，我赶紧上前，却不知先和谁打招呼，嘴里忽然冒出一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还能回到这里，我不是在做梦吧？他们几个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刘超笑着对指导员说：他说他是在做梦，哈哈！指导员抿着嘴笑着说，他就是这么傻乎乎的，还和以前一样！
这时，忽然铃声大作，是紧急起航，艇马上就要出海了，我低头一看，自己穿的还是工作服，我的水兵服呢？我忽然想起，水兵服丢在家里了，这可怎么办？我总不能因为一件衣服而回家去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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