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男，89岁，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面对祖国的召唤，他隐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热血忠诚，默默奉献给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我国大国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5年，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其颁奖……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于敏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我国氢弹研制和国防尖端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一生的真实写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说：“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难题，他都会带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谨慎选择技术途径，认真试算物理模型。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他甚至趴在地上，绘出一条条特征线，然后马上跟大家讲解。于敏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有时因为产生灵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领导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无休止地工作，总是派一位同事与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个数据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他突然发现原设计中一个数据可能有问题，但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还是立即报告了上级，要求暂停试验。经过一天一夜的查找，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抵偿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上级领导问他：“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认真地答道：“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潜心钻究的20多年★★间，他带领着科研团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之前，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热核试验时间。
1985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1987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1987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等称号。
以上总总，让人们认为苏联能在1950年代突破氢弹，主要归功于一名现在还未为人所知的间谍。
苏联有出色的克格勃间谍，我们则有天才物理学家于敏。
从此我国氢弹研制走上快车道，1966年5月9日我国第一颗助爆增强型原子弹成功，为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用于改进氢弹扳机的设计。1966年底，我国首颗氢弹核扳机和被扳机设计冻结，进入制造阶段。1966年11月28日我国进行了一次氢弹原理试验，当量12.2万吨TNT，其实较真的说它从原理、材料和构型上看，都是一次成功的氢弹试验，只不过它只是作为氢弹原理的验证试验而不是正式准备的第一颗氢弹，并特意限制了当量而已。
1967年6月17日，我国使用图16轰炸机空投完成首颗氢弹的，当量330万吨，标志着“1100”工程最终获得圆满成功。
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构型
于敏构型是其中一个
喜欢军事的朋友可能早已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构型，于敏构型是其中一个。”
这种说法略有夸张，因为在尖端科学技术上殊途同归，各核大国的氢弹构造很快就变得大同小异。但可以这么说，世界上只有两国国家独立研制了氢弹，美国是第一个，另个一个就是我们中国。
前面提到著名的氢弹Teller-Ulam构型，即用一颗原子弹作为扳机来引爆氢弹的聚变材料，于敏提出的构型也是如此。但话说起来简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五大国的物理学家、核科学家们都在绞尽脑汁去寻找引爆聚变材料的方法。
英国科学家Klaus Fuchs先想出了Teller-Ulam构型，但他没有条件去实现。后来美国人重新发现了这个构型，并在工程上实现了。美国、英国同为盎格鲁-萨克逊人，二战后好到同穿一条裤子，美国人成功后对英国盟友进行了指点，所以英国在1957年也成功研制了氢弹。
法国人一向“高冷”，但出于对付红色苏联的需要，英国人对法国核武进展缓慢非常着急，1967年9月进行了“点拨”，于是法国在1968年8月了首颗氢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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