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任职期间，李大钊平时生活节俭，不吸烟、不喝酒，极少坐车，常年着一身中式灰色长袍，除了生活所需，几乎没有什么开销。以他在北大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绰绰有余，但他将大部分收入都捐给了困难学生，导致一家人的生活处处捉襟见肘。
为了给儿子李葆华添置一件新棉袍，妻子赵纫兰念叨了多年，李大钊就是拿不出这笔“闲钱”。一家人节衣缩食，好不容易在1921年春节前为儿子缝制了一件新棉袍。就在这时，一名学生来访，看着学生身着单衣，脸被冻得发紫，李大钊立刻想到了儿子的新棉袍。可儿子得到一件新棉衣也不容易，话到嘴边他又狠心咽了回去。可当学生用冻得颤抖的声音向他求教时，李大钊最终还是没忍住，回过头对赵纫兰说：“把葆华那件新棉袍拿过来。”
学生见李大钊要送棉衣给自己，连忙拒绝并起身告辞。李大钊拦住他说：“看你都冻成什么样子了，赶紧穿上吧。”在李大钊的坚持下，学生感激地接过棉衣，穿上后离开。
李大钊同志从小读书异常勤奋、刻苦。在幼年时，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诗着称于乡里。他当时辛勤好学的一些故事，至今还在家乡传为美谈。
七岁时，祖父送他到附近黄瓜口村的一位塾师单子鳌那里读书。当时，读书是为了应试科举，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入学之始，还要先读一段蒙学。大钊同志跳过了蒙学阶段，一入学就和较大的孩子们一起读“四书”。这些宣扬孔孟之道的书虽然陈腐，但在当时大钊同志家乡一带，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所谓“新学”也还没有传过来，就只能通过这些书来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大钊同志读书非常认真，他在同学中年岁最小，但却是最用功因而也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放学了，别的同学全回家了，他还一个人留在自己的座位上背书，往往要老师几次催促：“耆年，回家去吧！”这才回去。
单子鳌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一面听着年幼的大钊同志帮助同学背书、破讲，一面不住地点头称赞。大钊同志乳名憨头，少年时，名耆年，字寿昌。耆年的学名就是这位老先生给起的。耆年，是长寿的意思。直到后来，单子鳌还常常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
爱思考，爱发问，也是大钊同志幼年读书的特点。就是对日常碰到的问题，他也不轻易放过，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一次读书，问他表姑：
“你看这念个啥？”
“我不认得字呵。”
“你为啥不认得字呢？”
“我没上过学呵。”
“你为啥不上学呢？”
“我是个女的，又不考秀才！”
但他还是一个劲地问下去：
“女的，为啥就不念书呢？”
就这样，小小的孩子，开始接触到了一个社会的大问题。
大钊同志从小勇于接受正确的教导，改正错误。当时的大黑坨村，之风颇盛。村里的老母庙后边，经常有一群人在那儿聚赌。大钊同志有次放学回家，也到老母庙看了一回热闹，被祖父发觉了，大加训斥，并罚他捣粪数车。大钊同志知道了的坏处，从此，再没有到老母庙去看赌钱。以后，凡是赌钱的场合，他从来不去。
大钊同志的学习进步很快，在黄瓜口村念了三年书，单子鳌就向他祖父提出：“耆年的学业良好，我已经教不了他，还是另请明师吧！”此后，大钊同志到小黑坨村跟一个秀才赵辉斗念书，又到井家坨的举人宋某家跟一个叫黄玉堂的老师念书，直到他十六岁考入永平府中学。
大钊同志读书越发刻苦努力了。在井家坨读书时，有二十多个学生，到晚间别人都睡了，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攻读，每天都要读到半夜。黄玉堂的妹妹多少年后还记得，他哥哥当时一回家就念叨：“有个学生，叫李耆年，念书念得特别的好！”
因为家里缺少人手，大钊同志十岁那年，祖父就给他完婚了。夫人赵纫兰比大钊同志大六岁①，是个贤惠的妇女。在尔后的日子里，她辛勤地操持家务，帮助大钊同志。她相信大钊同志作得对，不管家境多么困难，总是赞助、支持他的活动。
一九○五年，大钊同志考入永平府中学。这时，清朝政府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不得不作某些表面上的改良，实行了所谓废科举、办学堂。大钊同志原是报考秀才，正赶上这个变动，结果考进了中学。当时，还象考上秀才一样，村里照旧放铁炮、贴报单、坐棚车，热闹了一番。
在永平府中学，大钊同志仍然勤奋不懈地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也很少游玩，是班上出名的好学生。
李大钊早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是社会名流。但他生活俭朴，“冬——絮衣，夏——布衫”，一个大饼，一根洋葱，常常是他的便饭，有人去他府上拜访，见他的幼女炎华，身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的，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北大名教授的女儿。有位亲戚对此很不理解，有次问起李大钊，他只是淡淡一笑说：“点种”“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点什么种 ？ ”亲戚迷惑不解。
解放后，乐亭县第一中学师生访问李大钊故居时，这个亲戚向师生们谈到这件事。一位老师听后提议全体学生起立，他激动地说：“同学们，你们明白李大钊同志所说的点种的意思吗 ？ 他的种子，就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我们要让李大钊同志点的种，在我们心里开花结果。”直到这时，这位亲戚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李大钊所说的“点种”的真正含义。
李大钊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真理，为革命事业培养“火种”，在家庭里，也教育子女要经风雨、见世面，努力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经常带领孩子去郊游，一同乘船、渡河、爬山，以锻炼他们的胆量，开阔胸襟。
有一年冬天，北京城雪花纷飞，大地披上了银装。李大钊对孩子们说：“雪下大了，你们快拿扫帚到院子里去扫吧 ！ 要是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哇。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借雪吟诗，这比我小时候只能隔窗望雪作诗要好得多呀 ！ ”
孩子们听了，一阵欢呼雀跃，立即拿扫帚出门。孩子的外祖母和母亲表示反对。外祖母说：“外面太冷，冻坏了孩子怎么办 ？ ”李大钊却笑着说：“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何况人只有经常活动，身体才会有抵抗力。扫扫雪怎么会冻坏身体呢，呆在屋里不动弹，才更经不起风寒呢 ！ ”李大钊说完，就带着儿女出了门。一边扫雪，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干得热火朝天。
古人说：“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自不已，故进也。”李大钊教育孩子，善于从孩子的特点出发，循循善诱，寓教于乐，生动活泼，从不刻板生硬，更不打骂孩子，从而使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李大钊家中堂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富有诗意的画，画中有位少女怀抱琵琶在演奏，各种飞禽走兽闻声而来。李大钊十分欣赏此画，他绘声绘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看，音乐的力量有多么大 ！ 这个弹奏乐器的姑娘，只要手指轻轻拨动，就能引来美丽的孔雀、高傲的仙鹤、凶猛的狮子老虎，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堂的鸟兽，他们一个个都被音乐陶醉了。人就更不用说 了。音乐不仅能陶醉人，而且还能鼓舞人心。”李大钊经常教孩子们唱歌。有次，他教孩子们唱的是教堂里的一首赞美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就要欢喜禾捆收回家。他边唱边讲解：“你们看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喜欢呀 ！ 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一样快乐呢 ！ ”
李大钊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教孩子学音乐。有一次他带着葆华、星华去拍卖行买回一架旧风琴，由他弹琴伴奏，孩子们合唱了一首校歌。唱完后，李大钊说：“北沿河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你们校歌里怎么说它是孩子们青年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 ？ 这首歌的歌词太不真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 ”他借此机会教孩子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教完歌还给他们讲解歌词的含义，讲解从事革命的道理。这种家教，寓教于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有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儿童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之后，尊重与羞辱对于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李大钊在家庭教育中，十分注意运用“尊重”这种“最有力量” 的方法。他注意研究儿童心理，根据孩子们心理、生理特点，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有一年夏天，李大钊从北京回河北老家歇暑假，给孩子们每人买回一包礼物——笔、墨、方 格字帖。孩子们很是高兴，立即研墨展帖，端端正正坐在八仙桌前写了起来。
这次是李星华生平第一次临帖写大字，所以她左临一张，看看不像，右临一张，看看还是不像，气得小脸发红，直想哭出来。她放下笔，躲到后院里偷偷地抹眼泪。这时李大钊和妻子发现星华在哭，但摸不清她为什么哭。妻子正好张口问星华，却被李大钊拦住了。他说。“ 女孩子的心理是很难揣摸的，你要是问她为什么哭，她不会告诉你的，你不要硬逼着问她。哭的原因不是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了吗 ？ ”妻子莫名其妙。李大钊接着说：“我记得在一本什么书上看过：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一不留神，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指，这个小女孩立即把伤口包了起来，生怕别人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发现，直到伤口长好了才给人看。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 这就是女孩的一种好胜心，你明白了吗 ？ ”妻子这才恍然大悟。过了一会儿 ，李大钊把小星华叫来，一同走到八仙桌前，指着星华写的字帖微笑着说：“你的字写得很好，有点像魏碑帖上的。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临帖，写得还不大整齐，笔画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字有的个儿大，有的个儿小，要是天天耐心练习，就一定会写好的。你看，你哥哥写得也不整齐呀，可是他不着急，沉得住气，只有这样，将来才会把它慢慢地写好。”
李大钊的话使星华受到很大鼓励，同时也使她了解到自己遇事不冷静，容易急躁的缺点。从此，星华不仅天天练习写大字，而且性情也变得比以前沉稳多了。
精彩范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