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方舟，病毒学家。浙江宁波人。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1951年留学苏联。1955年获苏联医学科学院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理事，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1958年与合作者一起在国内首先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后研究成功小儿液体活疫苗、糖丸疫苗。1983年在国内首次建立了分泌脊髓灰质炎II型单克隆杂交瘤细胞株。编有《脊髓灰质炎》等。
1958年回到北京后即被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任脊髓灰质炎研究室主任。从此，他就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消灭这一可怕的儿童急性病毒传染病的战斗中去了。为了建设脊灰疫苗生产基地，医科院调他去云南昆明协助工作。
于1964年正式调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脊灰疫苗的研究与制造。1978年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6年后，升任院、校长。1993年离任，被聘为顾问。
60多年前脊髓灰质炎暴发时，波及广度和剧烈程度或许不及今日，但疫情带给人们的切肤之痛也丝毫不少。因为脊灰是在易感儿童中隐性传染，主要破坏脊髓神经，病发后会导致终身残疾甚至呼吸麻痹，俗称小儿麻痹症。
1955年南通有将近2000个孩子发病。此病在广西南宁大流行时，人们因为恐惧，七八月的高温天气里，家家户户都把窗户关起来，不让孩子出门。当时有个家长来找顾方舟，说他的孩子瘫痪了：“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还得参加国家建设呢。”顾方舟告诉他这个病还没有办法治愈，只能矫正。为此，国家下决心要解决脊灰问题，顾方舟接到任务后，便做好了一辈子搞这个研究的准备。他一干就是40年，而且不辱使命，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顾方舟带领的科研团队研制脊灰疫苗，成功建立起了免疫屏障。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为无脊灰国家。
今天我们亲身体会到，病毒传播非常隐蔽，速度之快远超人们想象，于是在钟南山等科学家的强烈建议下，国家当机立断，在春运期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阻断传染源，以防疫情愈演愈烈。当年脊灰流行时也是如此，“一般来说每年的流行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三，而流行年有个别的地方像南宁、上海，就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蒋竞武等4人临危受命，1959年被派往苏联了解脊灰疫苗的研制情况。当时美国科学家已经发明并上市了脊灰死疫苗，但西方对中国实行禁运，所以只能通过苏联研究机构，间接了解死疫苗的生产情况。通过实验观察、查阅文献和参加学术会议，他们发现死疫苗的生产成本高且服用次数多，对于当时积贫积弱、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根本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他们发现美国科学家还发明了一种减毒活疫苗，虽然尚未上市，正在交给各国实验室免费试用，却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建立起免疫屏障。在充分考虑到国情和疫情危重的条件下，根据顾方舟的提议，我国决定采用脊灰活疫苗的防疫路线。顾方舟将活疫苗种子带回国，从此开始了自主研制疫苗的艰难历程。
首先是科技攻关之难。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领先的技术可以借鉴，可以获取信息，但归根结底“还是得自力更生，自己要有独立研究的能力，不靠自己的力量，单靠国外不可能做到”。疫苗研制关乎生命和健康，更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勇往直前的精神。顾方舟率领团队分三步走，第一试生产，第二检定，第三临床实验。尤其是第三步，临床实验分三期，第一期就要找10个孩子做实验。他便先在自己一岁的儿子身上做实验，随后是几个同事的孩子。虽说顾方舟已在自己身上试验过，心中有数，但他事先还是没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幸好安然无恙，试制成功。当妻子知道后并无怨言，她说：“如果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敢吃，怎么拿给全国的孩子们吃呢？”
其次是科研条件之难。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疫苗生产从人才到原料、设备都极度短缺。因原料所需，国家决定在云南昆明郊区建立研究所，但没有几位科技人员愿意从首都北京调到山沟沟里去，顾方舟又率先带着母亲、妻子、儿子举家入滇，扎根昆明。随后与他一同去苏联的三位专家也搬了过去，还从昆明的卫生技校招了一批年轻的学员，手把手地教，他们日后都成长为各个科室的骨干。做疫苗检定需要拿动物做实验，他们就自己饲养动物，三年困难时期，人都食不果腹，却要给动物吃饱。制作疫苗需要用胰酶，当时被美国卡着无法进口，顾方舟就让器材负责人杨志和去北京找医科院院长解决，院长特地向国家申请外汇从香港进口胰酶，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正如顾方舟所说“当时我们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很不怎么样，做研究工作很困难，什么条件都要自己去创造”。
最后是推行疫苗之难。顾方舟认识到要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最终根除脊灰，仅仅研制出疫苗还远远不够，要经年累月地让全中国的适龄儿童服用疫苗，才能建起免疫的屏障。为此，他制订了详细周密的免疫策略。一是以县、乡、镇为单位，适龄儿童服用率达到95%以上；二是在7-10天的时间内让这些儿童全部服用疫苗。免疫策略的落地，不仅要靠国家体制的运行，最终还要依靠防疫人员勤勤恳恳的工作。在广大老少边穷地区，都要靠防疫人员挨家挨户地送疫苗。所以顾方舟反反复复地说：“消灭脊髓灰质炎不光是疫苗的功劳，有了疫苗，送不到孩子嘴里也是白费。这个工作是防疫人员做的，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是著名的病毒学家，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顾方舟，是医科院的顾方舟，是国家的顾方舟，是人类的顾方舟。他的功劳和成就，确实可谓功在当代，泽被子孙他早年丧父，母亲为了养活一群孩子，到杭州学习助产，后来乂拖家带口移居天津，挂牌营业成为助产士。顾老说：“我学医是母亲的心愿。母亲常说，当医生是人家求你来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他成长于民族危亡的战乱年代，目睹了老百姓因为工作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差而遭受病痛的折磨甚至死亡。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他无法独善其身、安静地学习。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当一名医生，转而进行病毒学研究，投身公共卫生事业。他认为，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20世纪50年代，有一种病在国内流行很厉害，这就是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它可能引起轻重不等的瘫痪，俗称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多发于七岁以下的儿童，有些孩子可能因此手不能动了，有些可能不会走路了，最严重的是没办法自主呼吸，而且一旦得病就无法治愈。顾老记得，有个家长背着瘫痪的孩子过来找他说：“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他当时只能遗憾地回答：“太抱歉了，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功能，要让他完全恢复到正常不可能。”他看到那个家长的眼神马上黯淡了下来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硏究所在昆明郊区初建，进行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硏究和生产。那时候的昆明还没有通火车，物资供应困难，尤其是研究所驻地花红洞，还是一片荒芜。1964年，作为主事者之一，顾方舟举家迁居昆明，其中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他的老母亲。那时候他就下定了决心，就在昆明扎下去，为这个事业干一辈子。我觉得这是他们那代人身上的特质-一为了国家需要，不计个人得失。经过40年的不断努力和实践，他率领团队硏制的糖丸活疫苗在全国推广得到应用，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对顾老的访谈是在2015年结束的，在访谈最后，他还满心忧虑。1959年，顾老一行人去苏联考察学习脊灰疫苗的情况时，“死”“活”疫苗两派各持已见，争执不下，我国选择哪一种是对的，没有人能解答。顾老充分考虑到本国国情一一经济实力弱、人口众多、防疫人员有限，他向国家建议了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最终被采纳。事实证明，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因为脊髓灰质炎尚未在全世界消灭，所以我国仍需继续免疫。但是服用脊灰活疫苗，仍有两百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孩子会因自身免疫缺陷而生病。两百万分之一，听起来概率好像很小了，但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碰上这样的不幸？为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将1剂次脊灰灭活疫苗和3剂次二价脊灰减毒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又大大降低了孩子们因服用活疫苗致病的概率。
虽然顾老已经逝去，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也正在成为历史。我想的是，不再使用活疫苗后，新出生的孩子们不会知道糖丸是什么；再以后，在全世界消灭了这个病以后，人们会好奇脊灰是什么病，真有那么可怕吗？可是如果当时国家没使用活疫苗，没有推行对应的免疫策略，这种病又怎么能这么快成为历史？所有吃糖丸长大的孩子，都应该感谢顾老和他的同事，感谢他们让我们远离这种可怕的疾病；未来的孩子，也应该感谢顾老等几代人的努力，是他们，让种疾病成为历史。
顾方舟，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1957年，他临危受命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疫苗问世后他以身试药，冒着麻痹、死亡的危险，没有犹豫，顾方舟和同事们首先把自己当作试验对象，试服了疫苗。1960年底，正式投产的首批500万人份疫苗推广向全国11座城市，脊灰疫情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顾方舟借鉴中医制作丸剂的方法，创造性地改良配方，把液体疫苗融入糖丸，糖丸疫苗的诞生，是人类脊灰疫苗史上的点睛之笔，发病人数逐年递减，上百万的孩子免于残疾。2000年，经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成为无脊灰国家。从1957年到2000年，消灭脊髓灰质炎这条不平之路，顾方舟艰辛跋涉了44年。
2019年1月，顾方舟在生命最后留下两句话：“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2019年9月，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舍己幼，为人之幼，这不是残酷，是医者大仁。为一大事来，成一大事去。功业凝成糖丸一粒，是治病灵丹，更是拳拳赤子心。你就是一座方舟，载着新中国的孩子，渡过病毒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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