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
我希望我的演讲对所有年轻观众是有益处的，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能够让我的演讲对大家有用呢？
因为所有的年轻人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得经历正规（影视方面的）教育、是不是需要特定的人生历程，我才能站在这给大家演讲呢？我的回答是：“不需要。”你不需要等到别人允许时才开始讲故事。“你叫什么名字？对，就是你。”“杰西卡”“杰西卡，你今天做完节目回去，自己想一个故事，在纸上写下来，请那边的朋友帮忙，拿上拍摄设备，马上开始自己故事的拍摄，你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一次郊外的出行中，完成了一个故事的拍摄。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得以接触电影。当时也发生了对我人生影响较大的事，我当时是加油站小弟，当车缓缓驶进加油站，我俨然就是透明的，因为我在帮别人加油，但这也意味着我可以看到不同性格的人，当然还有人会发生争吵，上演分手戏码。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又去向不同的地方，所以我逐渐养成了善观察的习惯，因为我的存在或有或无。观察不同的人，尝试了解他们，电影就成为了我一生的事业。我觉得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去读懂角色，帮助演员们理解并呈现整个故事。
说起我的人生，我父母分开了，离了婚，我当时情感上很受伤，所以我选择了逃避，来到了大城市，在那里我找到了我妈妈，她把我送去正规学校，开始学习戏剧、学习电影。我并不是个好学生，并不是很努力，后来我想进一所戏剧学校，但我失败了，我卖掉了自己的戏剧公司，歌剧公司，终于被学校录取。人们一定会觉得：这个学校特别棒，许多明星，像梅尔·吉普森、凯特·布兰切特。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只有那一所学校，所以，你认为呢？但它确实是所很棒的学校。
后来，我毕业了，几年后，我进入一家公司，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拍电影的机会，名叫《舞国英雄》。在这部电影中我想拍的是歌舞厅的舞蹈，是我小时候去歌舞厅跳过的舞蹈，所以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后来我们要为电影找投资方投拍这部电影，这在当时来说非常难，因为人们不愿意去拍摄一个讲述跳舞厅舞的电影。最后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对我的电影有信心，要为我的电影投资100万美元。另外一个负责人对我说：“为我们投资拍电影的人今天因为心脏病去世了，电影拍不了了。“所以我的第一个电影尚未开拍就夭折了。但是他的妻子说：“我丈夫相信才能不可能被淹没，他在acdc有家银行，在这个电影中我们一定会投钱，一定让这部电影顺利上映。“这个人的妻子对拍电影一窍不通，但是她还是对我们的电影做了投资。
当我们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们简直全情投入，在拍摄的6周里，我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来完成这部电影。当地有一家电影院是那个负责人为我们找的，当我们为他放映影片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看过的电影中最糟糕的一部。”所以他取消了电影的上映，我的电影生涯也随之结束了。于是我和我的两个合作伙伴，其中一位女性现在成为了我的妻子——凯瑟琳·马丁，还有一个我的朋友，我们去了海边。看上去电影算是没戏了，我坐在公园里的椰子树下，上面满是椰子，如果椰子掉下来的话，甚至会把人砸死。为了避免受伤，要带上一种塑料帽子来防止被砸伤。在那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的语气非常搞笑，他说：“你好，我是皮埃尔，我来自戛纳电影节，我给你一个展映你电影的机会，在戛纳，午夜12点，但你只有一周的考虑时间。“当时我就傻了：“你不是开玩笑吧？”他语气非常肯定。
我们带着电影来到戛纳，在午夜12点的时候进行了放映，是当天观影人数最多的电影，并且在全世界获得成功。我还记得有很观众围过来。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一直被人群推搡着。皮埃尔在保镖的护送下，走到我面前，他像这样抓住我，对我说：“先生，从今天开始，你的人生将变得完全不同。“而且你们知道吗？他是对的，正因为那个小电影，我们赢得了800万美元的奖金，获得了不少奖项。接着，我拍了我第二部电影，当然我还做了很多其他事情。比如，我结婚了，和我的艺术指导，我的妻子——凯瑟琳·马丁，她曾经两次获得奥斯卡奖，而我一次也没得过，但我仍然在努力。没关系的，你不需要为我难过。
我产生拍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电影的想法，是在这座城市，在北京。在完成《红磨坊》之后，我来到了北京，要搭乘一辆火车去莫斯科，我随身带着一些有声书、一些红酒，我当时就在听《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当时我就认识到：这一本书是如此的现代，和我们的生活联系得如此紧密，跟我们的认知是如此趋同，这是一部值得拍摄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可以直接反映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困境。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后来我拍摄了《澳洲乱世情》，最终拿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版权，之后又出现了金融危机，我就意识到我必须要拍这部电影。于是我开始了电影的筹备，召集相关人员一起拍摄《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们知道在好莱坞，大家不会随便给你投一亿美元让你去拍一个随便的故事，不会的。他们不会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听起来不错，我们合作吧。“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要的是像《钢铁侠》，或由其他漫画改编的电影，所以要说服这些制片商拍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很难的，当然风险也是很大的。在刚首映完的那个周末，我对美国《福布斯》杂志并无偏见，这本杂志在美国很有名。但《福布斯》杂志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这周末一定一团糟，票房肯定特别难看。因为同期上档的还有诸如《钢铁侠》等动作片。像这样一个以悲剧收场的爱情故事，原着写于100年前，就算有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助阵，也不可能突出重围。“如果我们在首映后的周末在北美市场上能收获20xx万美元的票房，我们就安全了。首映之前我们的票房预期是3000万美元，但周末结束后票房成绩为5000万美元，远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连影片插曲唱片的销量也跻身排行榜第二名，这说明还是有观众愿意看浪漫悲情故事的。故事中的情节仍然能打动他们，但其实电影最大的精髓在于一些伟大的梦想——美国20年代伟大的梦想。当时创造的巨大财富，所谓的”纸醉金迷“的时代，令人不敢相信。但这本书告诉大家什么呢？开名车本身并没有错，或者穿一双昂贵的名牌皮鞋，或者带一个名牌钻戒，但是你的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你要有所追求，这就是影片中的尼克从盖茨比身上所学到的东西。这两个人都是小说电影当中的人物，所以我非常期待中国观众对这部片子有什么样的感触，而且拜托大家，如果大家看了这部电影……（舞台上方突然落下一块海绵）谢谢，这真是一个好迹象啊！大家都要去看我的片子，太感谢了！但我真诚希望了解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希望大家在我的微博写下感受。
我听说过《开讲啦》的大名，这节目非常有名。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参加《开讲啦》这个节目，我非常激动，而且我觉得主持人非常厉害，我得把我的主持人再叫上来，求你了，快上台吧，我需要你，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个舞台上。
非常开心再一次进入我们《开讲啦》。第一次是在中国，那第二次是伦敦。
今天这个栏目虽然说请了十位嘉宾，是有不同的这个主题，但我觉得《开讲啦》在伦敦，就是为了我们主题而设的。就是因为讲女性。在伦敦，谈现代女性和领导力，我觉得就特别合适。因为我们知道（英国）国家的首脑是一位女性——女王。尽管我们历任首相当中以男性为主，但是我们出了一位在全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的首相，撒切尔夫人。那我这里想讲几个关于和女性、和领导力有关系的故事。
第一个，我认为自己是个平权主义(者)。所以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在创立万科的时候，八十年代还是按照企业来福利分房子。我们知道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分配房子是以男性为主的，但是我在万科就规定男女一律一样，按着你进公司的年龄，按着你的能力，按着你的级别待遇分配房子。
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我不但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对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中，我是积极的支持者。但是当我接受这次邀请来参加论坛，作为一个嘉宾来进行讲演的时候，我疑惑了。为什么呢？这数据一给出来，就和我的印象当中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说万科现在有员工四万人，这个男女性的比例是六点五比三点五，也就是十个员工当中，女性占了三点五个。再往下面来看，比如说我们中层以上的管理，比如硕士以上、博士(以)上这样的，有学问的比例，男女性比例是六点二比三点八。也就是主要在这里人的受高等教育的是男性。这就是一个现状。
为了准备这次讲话，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不得不重新来认识我自己，如果这样一个在中国自认为尊重女性，自认为自己是个平权主义的你所管的企业都尚且如此，所以那就检讨问题在什么地方上。和人力资源部总监探讨结果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很有意思，即是你王石先生的主观愿望有，但并没有进行制度建设。比如说万科并没有系统地培养女性管理者，并没有从万科的董事会的层面、从管理层的层面来规定：我要求有一定的女性比例。因为这是个男权社会，如果你是男权社会的主导者，在这方面不能从制度上去设立，仅仅有一个虚幻的东西，认为你是平权主义，甚至找了别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这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讲演应该给我们邀请的英国的维珍的金融公司的总裁，来给我们讲在英国这个社会他们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女性领导力的。
很激动！很激动！我从来没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话，很紧张。我先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简单地介绍一下我是文章，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安人，是一个典型的八零后。我没上过高中，然后呢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孩子，七岁，想学芭蕾舞，有一天他们家里人没时间，让我陪着这七岁的小孩去学芭蕾舞，我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老师就一直盯着我看，一直盯着我看。我也不知道，他看我什么，她说你这形象长得跟洋娃娃似的，应该去搞文艺啊，他们回来就跟我爸妈说了，我就在我爸妈的威逼利诱之下就去试了，我去了之后老师就把我留下来，就说这孩子不错留下吧。我就上了（陕西省）艺校了，上艺校呢什么都不懂，老师一上来说让我做个小品，我说做什么小品呢？老师就说你在家干什么就干什么呗，我说那就坐着。所以在艺校其实并没有什么， 除了长相出众以外。
我也是自认为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能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从小是一个特别特别骄傲的人，但到了那就没什么骄傲的。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八零后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说得通俗一点，说得不那么好听呢，叫自私。但是我觉得这种通病不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人呢，是中国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代，那我们基本上每个人家里都是一个孩子，所以在家里至少有六个大人在疼着你，我不知道你们在坐的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走在路上摔了一跤，我们的家长会冲上去打地板摔椅子，说地不好说椅子不好，说它把我们家宝宝给摔着了，做任何事情我们小的时候，他们都告诉我是地板不好，是天不好，那我们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都是别人不对，我们全是对的，我们的家里人从小就给我们培养了一个很主观的意识，我们是最大的，那么当我们逐渐地走到了一个学校一个集体，每个人都独大，那不行，你要为心里的这个依据，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我的骄傲，我的独大意识一次一次地被我身边的人去打压，后来我慢慢地觉得说自己必须要强大起来。
后来我很幸运的，在艺校里头拍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是一个中学生的戏叫青春正点。然后我们组里有两位演员当时是演我们的老师，一位演员叫果静林，一位演员叫刘威葳，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就觉得说文章你一定是干演员的，你干不了别的，然后那个时候，拍戏的过程中，我知道了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还有北京电影学院。他们说你一定要去干这件事，考大学，要上这几所学校，你才能出来成为一个大家认可的演员，后来我也是听了他们俩的话，然后回去了之后就决定说那就试试。
来北京之前没觉得说参加艺考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儿。走进中央戏剧学院校园的时候，我傻了，操场上几乎没空地儿，看着每一个姑娘都漂亮，看着每一个男的都一米八几的大个儿，又帅，就觉得自己就倍受打击。然后就得考试，就有一个人出来指手画脚说你是多少考号，我说我是2237(号)，他说好，37同学，跟他你们两个人是两口子吵架，在这吵架，然后一上来，那个女孩就打我骂我，什么这样那样，就很疯狂地打我骂我，我当时其实在考场上，我是傻了。可能就是因为在考场上她一个女孩对我这样，强有力地这样打我，可能养成了我一直怕老婆的习惯。结果那个考场留下复试的只有我一个人。可能老师觉得说这个太可怜了，然后我也很顺利地通过了三试。当时我是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两个学校过了，因为我只报了这两个学校，都过了三试。我呢就很有信心回去准备文化课了，经过了三个月的努力就准备要高考了。
到了考场外呢，人山人海，家长考生，然后我特别特别地觉得自己跟踩了棉花似的，就看什么也不对焦，就觉得这特别不属于自己一地儿，就觉得走哪儿都特别不自在，然后我爸就说紧张吗？我说紧张。他说那有什么办法能排解你的紧张，当时我十七岁，“给我根烟吧！”我爸看着我说再过二十多天你就成人了。你就十八岁了。好！本来想说等你成人了之后慢慢地接受，但是现在鉴于这个特殊的事件我给你一根烟抽。从我爸手里接过来的第一根烟，我觉得那根烟是我这辈子抽得最香的一根烟。然后我抽完那颗烟，走进考场，三天考完了，爱谁谁。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得报志愿啊。
当时是电影学院和中戏两个我都过了三试了，但就这两个学校而言呢，中戏是我想去的地方，然后我做了一个很冲动的事情就是志愿卡上我们有八个志愿，所以呢我就八个志愿全部填了中戏。我妈就拿着那张志愿表看着我就哭，“你怎么可以这样！”她说儿子，你只要填上人家那学校，人家那两个学校不要你，你还有地儿去，如果你要不填呢，你就今年就走不了，你就得在家再待一年。我说我宁愿再待一年我也要去中央戏剧学院。
然后在西安考区我有一个同学，他也考了中戏，他在七月的十八号还是二十号，他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然后啪一个电话打过来，文章你拿到了吗？我说拿到什么？我被录取了，文章！再见！特别损。然后我当时心就凉了，然后我爸就说要么你出去散散心吧，给你一千块钱。我说一千块钱，好。他说你想去哪？我说北京。来北京呢，下了火车我就自己打了一辆夏利，我记得很清楚夏利，当时是一块二，一块二的夏利。到了东棉花胡同，我就站在那学校门口看着，我就觉得哎呀！你怎么不要我啊？你要了我吧！当时我是在那学校里面看着进进出出的一些，不知道是早来了还是怎么样的一些学生在里头，也有打篮球的，也有踢足球的，一看有人踢足球，我就在学校的长椅上，把短裤就换上了，跟他们踢，然后呢有一些师哥就“哎同学！哎同学！”都是这么称呼的是吧在大学。我就觉得能融入他们当中真的特别有那种集体荣誉感。我说他们这么叫我，我心里反正在中戏我就自己满足一下自己呗。后来我就在北京也就瞎混，混了一星期。
在我回西安的前一天，晚上的十点半，我妈给我打一电话，我一看，我说“喂！怎么了？”我那边正吃烤串喝啤酒呢，我妈半天没说话，我说喂怎么了，怎么了？我妈说“考上了！”那一刻我是哭了，我在一个烤串摊我就哭了。电话那头我妈也哭了，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然后我就回到西安，回到西安我打了个电话给我那同学，我说“我考上了！咱们一起吧！”考上了，考上大学了。
拿着我这个录取通知书，然后就得走亲访友，炫耀一番。一个没有上过高中的，一个在家里属于怪胎的。就是大家一起聚餐，可能亲戚朋友聚餐，聚餐完了之后可能我都是反面教材，说千万不能跟他学习，你看这都是这样了，已经这样了，你要好好学习怎样怎样，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我拿着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爸也开始展露了他多年没有的笑脸，走在院子里也昂首挺胸了，走在亲戚朋友面前也觉得自己特有面儿，腰也挺直了，我也当时觉得特有面儿，反正当时我就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走到了我爷爷奶奶家，我一直以为他们得说点什么，或者很激动或者怎么样，他们说“哟！你怎么跑去唱戏了？”当时我就觉得挺失落的。我说“你看他叫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的！”“那也是唱戏的！”很失落！觉得没有人来去认可一些我的一些努力和成绩，就觉得无所谓了。反正要出去了嘛，就自己走了。
来到北京觉得，戏剧学院嘛，都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学呗。我的第一堂台词课，老师一进学校先教我们说，台词呢要用气，从你的丹田出来，要让最后一排的观众都能听见，光靠你的嗓子是不行的，教你们呼吸，好，我们班的所有人躺在我们一个大教室里面，每个人都躺着，人挨人人挨人人挨人，老师说好，现在呼——吸——，来我们大家寻找睡觉的感觉，这个感觉呢要很自然地要去让你的气息要通畅。我就睡着了。
然后我们的老师很严厉告诉我说文章，第一年是咱们学校的甄别期，四门主课只要有一门不及格就要被甄别。我现在告诉你，我会给你不及格，第一堂表演课我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噩耗，就预示着我第一年上完就得回家，接下来的台词课，我就非常非常地努力，想博得老师对我的改变印象分，结果我还是没有能改变了他，他还是给了我一个不及格，在第一年回到家之后我很忐忑，因为家里要收到学校的成绩单，我们学校当时是那种电汇的学费，我说妈该去汇学费了，我妈说好我去汇学费了。我在等学校会不会把单子退回来，就是要等那个回执单的时候我就在想，学校会不会把学费退回来？如果退回来我就瞎了。然后我就很忐忑。到了学校会不会就是报名的时候再被老师退回来？也没有。我也顺利地在学生证上盖了戳。我说这怎么回事呢？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真的要等开学典礼完了之后才来处理我们这些学生呢？因为我一看有六个不及格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戏剧学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人情味儿的地方，在这一年里面老师会对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觉得大家适不适合吃这碗饭，所有老师就说文章普通话挺好，就是学习态度的问题。结果我们这六个人就被学校给留下了，然后就开始认真地去学台词，认真地去上声乐课，认真地去交表演作业，然后第三学年的上学期，我就很荣幸地我的台词拿到了全年级的第一名。我的表演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
不管我是如何选择的这个行业，我是怎么考上的大学，我觉得第一我是幸运的，其次我觉得我不能辜负一种幸运，所以我才要努力，我很幸运地认识了，身边的很多帮助我的，鼓励我的，包括用各种方式去不喜欢我的，我很感激这些人，因为没有这些人，我很难去看清楚我自己。我从08年拍雪豹到今天，我从事了很多非演员的工作。比如说编剧，比如说我作为导演拍的小爸爸，从事了很多，因为我喜欢我有兴趣，所以我去做，但是我想掏心窝子地，跟你们分享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你就必须要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必须要拿到这个时代的话语权，才能去展示你们的梦想，任何人。你们现在马上面临的是要毕业即将走上社会，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去，或者说去到一个公司里头去干着你自己的本职工作，你会觉得干着没有劲啊，没有什么的，一定是在这个工作里头，你们找到你们的乐趣。比如说我当场工就是我找到乐趣，你可以天天在办公室里头，去看你们办公室漂亮的姑娘帅气的男孩儿。永远要寻找你在枯燥的过程里头有一个你的亮点。我们是年轻人，如果你不做，你就不配做年轻人。你现在不做，等你老了你一定后悔，做不好咱还做不坏吗？
谢谢！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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