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蒋介石》
关键词：蒋介石 性格 对政治生涯影响
摘要: 由于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应有固定的限制或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的。有的学者说：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和政治实践，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因为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但仅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所以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应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
鉴于此，本文着重于对蒋介石个人性格的探讨，而对众所周知的关于蒋介石的生平政治实践不在多费笔墨。
正文：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介石不论是成名之前还是之后，都饱受着生活带来的折磨，以至于形成他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首先让我们探讨下蒋介石的出身，按中国传统来说蒋介石的出生是受到歧视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似乎不怎么光彩。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孤僻的性格，这也成为蒋遭受人生苦痛，无法正视自己的根由，因为他从心里就不愿接受自己，不愿做回真实的自我。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蒋介石过早的成家，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这也就造成了蒋的婚姻悲剧，从此蒋也就开始走上了逃离的道路，逃离自己的现实生活，逃离与自己没什么感情的妻子，以至于后来毛福梅遭遇日军轰炸身亡，蒋介石依然可以与日本人狼狈苟且！ 不幸的婚姻，不幸的家庭，更易让从小就走在社会边缘的人走向孤僻，走向极端，他能让人在某些特殊时刻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而一旦自己发迹了，有了机会便会想方设法置仇敌于死地。这就是一个变态的心理，在遭受不断的创伤后的变态！
1921年前，戴季陶作为蒋的最好的朋友，其实很看不起蒋。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拚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1921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蒋逐渐走向影忍，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个统帅，最高指挥者，蒋也很常见的有一些与他们的通病，那就是听不进忠言逆耳，忍不了别人的批评，自以为是。 1943年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 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发出响动。”他非常偏执。在宜昌事件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索茜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蒋介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 裁 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12月16日，宋美龄宋蔼龄两人当面告诉史迪威，「她们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蒋]。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姿态。」
正是这样一种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的失败，他还是一个很重视内心的人，自我反省让他更加要去忍受如潮水般袭来的家庭，工作上的创痛。他比起刘邦他少了广开言路，少了信任，比其曹操他少了求贤若渴的情怀，少了众多的谋士，少了独立自主。注定他会失败，他无法正视自己，无法从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中走出，因为遭受太多的创伤，出生与家庭给了他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宋美龄的鼎力相助，那他更无法面对。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性格有着极大关系，与生活的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要完善个人性格，努力改变自己成长的环境，让自己融入到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去。这也算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人物分析专题这门课的心得体会吧！
参考文献：
[1]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2]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3]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4]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历史转折中的张学良》
作者简介：金镶玉(1992.03-)，女，汉，辽宁辽阳人，齐鲁工业大学文法学院，14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研究生，方向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张学良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比较，他执政时间不算长，总共也只有9年时间，却经历了数次重大历史转折――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调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等事关中国国家命运的大事变。每一次都与近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也因此铸就了他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伟大爱国主义者的传奇地位。在这五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张学良都处于决策核心位置，既是导演又是主角。作为历史经历者和创造者，张学良在这些转折中都扮演着主要角色。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张学良既有成功的壮举，也有决策的重大失误。前者让他头带光环，后者却让他身背骂名。人们通常用两件事对张学良的一生做出评价，一个是九一八，另一个便是西安事变。九一八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后者让他名垂青史，千秋功罪，在这一刻有了定评。
关键词：张学良；近现代史；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
上大学以前，每年的九一八那一天，都会听到警笛声，已经成为了习惯。时光荏苒，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多年，可是曾经遭受过巨大苦难的中国人民一时一刻也不敢忘记那段屈辱不堪的岁月。在每年的9月18日这一天，各地的人们都会举行撞钟仪式和拉响警报，以此告诫国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尤其是东北地区。作为一个辽宁人，对九一八有着深刻的感慨，由此也就自然而然的追溯到当年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历史人物――张学良。
（一）历史事件回顾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并嫁祸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大规模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开始了疯狂的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致使东北主要城市沦入敌手。
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统治东北人民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在政治上，建立伪满洲帝国，由日本人控制进行实质性统治。同时，还从日本大量移民东北，掠夺农民土地，妄图改变东北民族成分，变东北为日本国；在经济上，极力推行“经济统制”政策，进行土地、矿产、资源掠夺，控制所有军需物资，使东北经济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服务；在军事上，为加强殖民统治，不断增兵东北，凶残地镇压、围剿以东北抗联为代表的反日武装和援抗民众；在思想上，极力推行愚民政策，控制人们思想，销蚀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在文化上，篡改中国历史、地理，强迫学习日语，摧残中华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殖民地文化统治。
（二）客观人物评价
东北的沦陷是“不抵抗主义”造成的，是张学良的重大决策失误，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如果实行抵抗，日本关东军一夜占领沈阳、4个多月占领东北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毋庸置疑，是不抵抗方针才造成了“九一八”东北沦陷的历史悲剧。
有关“九一八”东北沦陷，传统观点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造成的。自从张学良说是“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后，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也确实没有发现蒋介石发出“不抵抗”指示，但这不等于说没有制定“不抵抗”的方针。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实行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在事变发生前后又有“避免冲突”的指示，直到长城抗战前，蒋从未发出有关任何抵抗的指示。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作为国家最高统帅并不纠正，实际上就是对“不抵抗”的默认。因此，蒋介石虽然没有直接发出“不抵抗”指示，但他仍是“不抵抗”的第一责任人。
张学良为什么会实行不抵抗政策？一是，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形势、目的估计不足，判断错误。二是，对东北军自身实力估计不足，他消极地汲取中东路战争的教训，认为没有全国的支持，东北军不足以对抗外敌，他最早提出全国抗战论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三是，他这个时期身体不好也影响了他个人意志的形成；四是，听命于中央“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张实行不抵抗政策的根本原因。这四点导致他最终实行“不抵抗”政策。关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有自觉实行与被动地执行的不同看法，这虽然存在程度不同的判断。而实际上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实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地区的封疆大吏，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是难辞其咎的。
九一八事变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深感不满，与蒋介石逐渐有了分歧，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埋下了导火索。
二、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折点。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还在打内战的局面，是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转折点。同时，西安事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总之，张学良兵谏西安，再次扭转中国历史的走向，成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学良在东北人心中的形象很高大，永远都是“少帅”，是东北人的骄傲。
（一）历史事件回顾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抗日救亡，而蒋介石却顽固地坚持剿共内战政策，并要张学良及东北军去执行。张学良经多次力谏无效后，只有选择兵谏这一途径，其目的为了结束内战、实现全民族的共同抗日。张学良判断国内政治始终是以对国家、民族、民众有利为准则。事变前，他由于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达成逼蒋共同抗日的共识。发动事变也是出以逼迫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战为目的。事变发生后立即公布“八项主张”，向国人阐明这一政治观点，并约共产党派人到西安共商国是。在形势错综复杂、谈判极其困难的情形下，他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协助下，最终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二）客观人物评价
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上看，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从张坚定地实行和平解决事变的行为上看，张学良是为了国家大局考虑的；从张亲自送蒋回南京来看，张学良已经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最终以他个人失去半个世纪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国内的和平和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
西安事变使10年内战的局面停止了，使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愿望得以实现，一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是从这里开始得到充分体现。西安事变使国共两大政党结束相互对抗，再次合作，共同领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并取得伟大胜利。西安事变确定了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历史地位。
三、结语
张学良的传奇一生为人们津津乐道，至今仍然是东北地区的佳话，尽管他的一生毁誉参半，但是总体上说来还是功大于过。他一生都为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努力奋斗，为此他花费了自己的家庭、财产、整个东北军集团和他自己的自由，他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但暇不掩瑜，他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牺牲自我精神将永垂青史。（作者单位：齐鲁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M]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23)
[2] 薛峰。论张学良的和平统一观[J]东北大学学报，2007(1)
[3] 肖建杰。论张学良的国家复兴观[J]延安大学学报，2005(24)
《孙中山先生》
摘要：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他于1895年的广州起义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1905年孙中山建立了同盟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在《民报》上提出了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并取得革命的首次胜利。为此，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抹。
关键词：民主革命、同盟会、辛亥革命、复辟、护法运动
引言：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正文：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又是卓越的革命实践家。为了实现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他不辞辛劳，奔走颠簸，跑遍整个世界。他的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老一辈革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也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曾经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孙中山非常失望，他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由此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是孙中山内心的真实写照，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1895年的广州起义，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这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他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7年 5月22日，由孙中山指派许雪秋及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领导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爆发，因寡不敌众，力战6日而败；27日下午，起义军宣布解散，总指挥陈涌波、余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仅在1907年至1911年间，就领导革命党人连续组织了8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鼓舞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干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加速了清王朝覆灭的到来。直至1911年10月10日，这一天，古城武昌城头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它敲响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覆灭的丧钟，引发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伟大变革。这枪炮声留给后辈的不仅仅是光荣与骄傲，也不仅仅是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更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此，辛亥革命被传诵至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的业绩，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它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但它依然是一次划时代的创新和改革。它所要革除的君主专制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所要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尽管困难重重，历尽艰险，但革命先驱者仍然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努力发掘那些曾经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亿万国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质的各种积极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共同救亡图强， 通过艰辛的奋斗终于达到革故鼎新的目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在民族危亡严重时刻的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就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留下的是一种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爆发力、原创力，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是一群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爱国进步群体，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怀着一心救国赤子情怀，投身到民主革命当中，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几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毫无疑义是带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据，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
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孙中山并不气馁，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他勉励革命党入“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1913年8月间，孙中山来到日本召集流亡东京的革命党人，总结经验，策划新的斗争。经过积极筹备，孙中山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制定《革命方略》，组织中华革命军，不断派人联络军队，组织武装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完全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加紧复辟帝制时，孙中山在日本一再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阴谋，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粉碎帝制复辟，重建民国。在中华革命党的参与发动下，国内各省纷纷起义，并发表宣言、通电，形成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在举国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直到1916年4月，孙中山回到国内继续领导护法运动。 1924年冬，孙中山扶病北上，发表北上宣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孙中山到北京后，继续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的卖国政策进行斗争。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他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几乎是孑然一人引进西方民主的火种，他燃起的辛亥革命的烈火，不仅推翻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新生民主共和国，将帝王时代带到现今世界，实现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飞跃。他在革命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胆识，促使他在时局变化的重要关头，能够在诸多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表现出政治敏感性和革命坚韧性，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他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宗旨，但他追求的共和国模式以及革命方法和手段却不断变化。他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他提出的和平发展、改革创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经验和长处，与世界接轨等思想和策略，为中国现代化初步探明了道路和方法。他所探求和绘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案，既反映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着全国人民的衷心愿望，同时也表达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见解。
从孙中山先生的毕生的革命活动中可以得出结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创人，又是国家统一的坚定捍卫者，也是社会主义向往者。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可以说，孙中山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无人可以替代，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就是现在也仍旧带有启导和借鉴的积极意义，仍旧带有开拓未来的潜力。
参考文献：
《孙中山传》——尚明轩——文化艺术出版社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报业：为孙中山革命活动鼓舞与欢呼》——张骏/周楠——解放日报
《文化之旅》 ——王志光——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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