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真正转向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
世界历史思想具有悠远而丰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无数圣哲先贤表达了大同世界、世界主义、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设想人类社会走向一体化，最终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世界历史思想最初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世界主义思想，后来经过维柯、伏尔泰、康德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到黑格尔时期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历史思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反复论证和阐释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如果说世界历史哲学要在哲学的视角下去考察历史问题的话，那也就是说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有着自己的内在规律和终极目的，这就是世界精神借助于民族精神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黑格尔断言，世界历史的走向同太阳的形成是一致的，从东方向西方发展，在亚洲起源，在欧洲终结。由此可见，黑格尔通过精神的辩证运动来把握世界历史的原则和本质，系统论证了世界历史的核心观点和基本走向，但他又把世界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这就使他最终没有跳出唯心主义史学观的窠臼，给崭新的世界历史思想披上了陈腐的旧装。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旨在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人类才能从动物世界进入真正人的世界，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从现实的此岸进入理想的彼岸。这个过程就其本质和内涵而言，就是从封闭的、地域的、民族的历史走向开放的、全球性的、全人类的世界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一般规律进行的探究，从时空角度展现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遗产。在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形式后，马克思将世界历史理论大厦建立在其哲学革命后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上，并注入崭新的时代精神，赋予全新的思想内涵，成为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哲学范式。在早期的理论实践中，马克思通过研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探讨世界历史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现实基础。1845 年之后，在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实现自己哲学革命的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趋于成熟。1846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在创作《资本论》的漫长时期，尤其是到了晚年，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世界历史理论。总之，在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运行机制、内在规律和未来走向等，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谜团，揭示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将崭新的哲学理念同人类的具体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探究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和人类的普遍交往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地位、矛盾和趋势，揭示了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源、动力、内涵和指向，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确切而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指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走向一体化和整体化。简言之，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17 至18 世纪的英国、法国、美国等资产阶级革命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构建了政治制度体系，工业革命则迅速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性和增殖性，推动和创造了世界市场，强迫世界各国打开国门，开放发展，互动交流，从而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走向。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真正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1917 年，十月革命真正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开启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自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相互对峙，在激烈的斗争和角逐中走向世界历史新阶段。在整个20 世纪以及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最显著的历史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
总之，经过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人与人的交往都实现了普遍化和全球化，人类社会的隔离状态加速瓦解，整个世界加速缩小，以至于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历史真正形成了世界历史。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发展，引起了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革命，完全改变了人们的活动的方式和环境，也引起了各个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任何产品和发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 上述这些时代新质，无疑正在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这历史变革的关口，拨开历史和现实的层层迷雾，就会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深层次、全方位的世界历史新时期，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在此背景下，唯有积极倡导和加快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项紧迫而严峻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是人类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变革的体现，是人类应对全球危机和实现自身解放的要求，更是当今时代变革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当今，世界历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历史真正转向世界历史，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演变成了最重大的时代命题。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当今时展的实践要求，不仅反映了历史加速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时代特征，而且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二、世界历史理论的双重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
世界历史理论通过探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本质特性，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为我们认识历史演变和时展提供历史的视野和哲学的方法。当前，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全球问题纷至沓来，前者正向推动和后者反向倒逼，双重发力，推动人类社会全面步入世界历史新时期，形成相互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定，是植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适应时展的现实之路，是走出现代性困境、解决全球性危机、建设人类美好家园的必由之路。总之，世界历史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深厚的实践土壤。
1.理论逻辑的规定
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逻辑特性来论证，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的内在规定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范畴。世界历史理论的范畴是指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实践中，系统论证的有关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概念、基本问题、理论特性等，具体包括世界历史问题、世界历史时间、世界历史结构、世界历史民族、世界历史事件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范畴主要是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历史趋势，探究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地域性历史走向全球性历史的发展趋势，展现出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历史图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范畴体系及其本质属性的基础之上，世界历史理论所必然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专家叶险明教授反复强调，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具有自己特定基本问题的科学理论。因此，世界历史理论一经产生，就必定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其基本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断解决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将在人类认识和实践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厘清世界历史理论探究的基本问题及其意义之后，才能够更深入理解和更全面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及其基本问题的科学性，进而更好地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规定性。
二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机理。在世界历史理论探究的过程中，马克思透过杂乱无序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机理。世界历史理论就是探究和认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源、动力、过程、本质和趋势。只有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这种逻辑机理，才能认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文本中，马克思综合运用矛盾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方法论原则，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思维方法，指出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逻辑机理，即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建立，二者相辅相成，推动着人类历史从封闭的地域性的历史走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在此意义上，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规定性方能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整体性、客观性、必然性。总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机理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趋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
三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指向。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理念，反映在它的哲学旨趣上，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共产主义。在哲学革命前夜，马克思就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指向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进行了精彩的理论阐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面对当今人的异化和拜物教，面对人和自然的冲突，面对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具有的根本指向更能显示出其深邃的思想。在展望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时，只有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更好应对和解决当前日趋严重的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理论以实现个体的人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其理论的根本指向。在当下人类历史变革的关口，这无疑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根本的哲学指向。
2.历史逻辑的规定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逻辑，不仅阐释了越来越凸显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趋势，而且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独特性和同一性、非同一性。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在纵横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从纵的方面来看，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社会结构由低一级阶段向较高一级阶段的演变发展；从横的方面来看，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世界整体化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的越来越凸显(即实现的程度越来越高)。 当然，人类社会的这两个联系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16 世纪以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实践活动蕴含的历史逻辑机理，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显示出这一理论思想具有的历史穿透力。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强调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定性，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从世界历史理论关于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来看，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终结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终结，从而开启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新阶段。这里需要指出，在世界历史理论表征的迄今为止的历史中的经验事实，即个人与社会是统一的，个人的发展和解放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解放也是统一的。马克思说道：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个人将从狭隘的地域性的孤立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换言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被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所代替的时代，才能说个体的人和人类实现了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如果说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逻辑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那么，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认知和经验分析则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性和紧迫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确立的生产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开创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世界历史本身被包容在资本的形式之中而成为一个难产的婴儿，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终结，而看不到马克思所指认的作为史前史高点的意义。 当今时代，资本主义文明引发的现代性困境和全球性危机，恰恰是资本理性和科技万能奴役和压迫人类社会的铁证。在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方式和价值理念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它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全球性恐怖主义、全球性金融危机等。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抽象统治淹没了人的主体性，让人臣服于物的统治而无所作为，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只能作为人的史前史而存在。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旨在扭转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历史进程，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而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反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规定性。
三、世界历史理论的演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动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旨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引领潮流。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任何阐释和论证，都必须放到其历史发展和时代背景中加以探究。马克思说道：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当前，以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史无前例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此背景下，尤其需要以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视野来审视时代的变化，重新认识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冲破狭隘的各种中心主义历史观。有了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和观念变革，有了对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深层解构和理性批判，就会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式和认知框架，深入探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动因。
1.民族国家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民族国家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思想传统，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形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共同体。在近代早期，格老修斯、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等人的思想理论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17 世纪中叶，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的形成，确立了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民族国家的正式诞生。民族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人口、领土和人民，其主权原则具有对内的至高无上性和对外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双重属性。然而，进入21世纪后，面对人类社会加快走向一体化和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人们突然发现，民族国家的相关理论和思想已经渐趋式微，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和现实矛盾之中。从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来审视，民族国家所坚守的权力政治、主权原则、利益至上、无政府特性等理论内核所折射出来的对抗和冲突思维，不仅无助于化解当前各种危机和挑战，反而将会贻误时机，加剧冲突，甚至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文明的灾难。德国思想家贝克对民族国家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说道：直到今天为止，大多数人仍然顽固地维护着这种把社会与民族国家等同起来，将社会想象为有限的领土空间的本体论观念。日益扩张的全球化，使国家的职能大大超越了它有限的能力，动摇了它行使这些职能的认识论基础。 由此可见，现实的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已经力不从心，必须对民族国家给予学理意义上的批判和重构。当然，这种批判和重构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和彻底推翻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而是进行辩证分析、批判扬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民族国家无疑是它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当世界历史真正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民族就只具有情感化的符号，国家将会变成空心化的外壳，民族国家最终必将走向消亡。总之，从民族国家发展演变的历史来观察，人类必将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框架，而这体现在当下，就是要求冲破民族国家的阻力，直面全球性危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社会制度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世界历史理论重点阐释人类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发展演变的总趋势，探究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规律，旨在破除关于历史的一切神话，破解人类社会发展之谜。正如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打开了认识人类社会自身历史和未来发展的大门。基于新的哲学变革和唯物史观，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剩余价值等，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解除生产关系制约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以及对人的剥削和压迫而呈现出历史的阶段性。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当然，随着资本的消灭，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也将会随之终结，继而开启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
21 世纪初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享受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变革带来的高效、便捷、舒适的生产生活的同时，全球生态危机、全球恐怖主义、全球网络安全等各类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将主导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以德里达、詹姆逊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左翼学者，以依附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等为代表的思想流派，无不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现实拷问和理论批判。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三权分立、民主法治等进行全面分析后，指出资本主义的悖论就是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新帝国主义、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等，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全球化的疯狂逻辑，甚至还发表了反对资本主义宣言，等等。 历史和现实无不说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遭遇严重危机。邓小平指出：它(指马克思主义。笔者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无论从现实观察还是从理论探究，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终将走出历史的舞台，而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已经驶入快车道。客观而言，人类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矛盾多发期和秩序混乱期。当前，面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混乱，面对全球性的各种危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看，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解决当前各种全球问题的根本举措，又是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抉择。
3.历史文化价值观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在世界历史理论的范畴中，各种中心主义思想或中心论，就是以民族、国家、地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历史文化价值观作为认识和评价人类历史活动的唯一标准和尺度。比如，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就体现了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和日耳曼中心论的历史文化价值观。马克思通过批判和改造黑格尔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经过唯物史观的哲学变革实现了对黑格尔思想的彻底超越和理论重构。这体现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由此可见，对于世界历史思想的认知和审视，黑格尔基于狭隘的日耳曼中心主义，而马克思则基于全人类。唯有基于全人类的认知和思维，马克思才深刻地阐发了世界历史理论必然超越传统历史文化价值观，为破除中心主义思想的羁绊，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参照和思想启发。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审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思想流派，其蕴含的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观，无不建立于自身现实利益，深深嵌入资本主义的思想牢笼之中，因而，它们根本无法科学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
当前，人类面对的各种全球性危机，无不预示着西方中心主义所奉行的这种价值观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扫清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障碍，就必须扬弃中心主义历史文化价值观，同时发起一场破除中心主义的思想运动，力争破除个体中心主义、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地区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历史文化价值观。一旦当人们打破了这种习以为常的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华夏中心主义，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东方中心主义，都将失去立足之地。在此基础上，强调全人类的整体性，强调全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强调全人类利益的优先性，才能更好地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开放探究 个性 创造力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改新理念要求教师应把开发学生的潜能作为自己的教学目标，以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而学生的潜能主要包括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笔者结合自己运用开放探究模式的教学实践，对如何运用开放探究教学模式，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谈一些认识。
一、构建开放探究教学模式，保证学生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发展
开放探究教学模式即：自主预习——互动展示——反馈巩固。这种模式要求一个新时期中学历史教师必须更新教育观念，破除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的传统观念，树立“以创新教育为灵魂，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把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历史教学的核心和最高境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极大的激发，思维的独立性、学习的参与意识、创新精神得到更好的培养。它凸现的主要是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的是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能力，展示的是学生的个性和自信。培养和发展的是学生创造力。
二、运用开放探究教学模式，培养和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力 1.在自主预习中，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发现问题开始，问题是深入学习的起点。如讲一课时，我先让同学们自学课文，然后提出问题，学生提的问题很多，典型的如“既然袁绍实力很强大，为什么结果却是曹操统一了北方？”、“赤壁之战中，曹操为什么又被孙权，刘备的联军打败了？”等等。学生提出问题后，我又让学生带着问题读书，要求学生自行解决个自问题。这样，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自然地迸发出来。
学生自主问答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有效途径，但教师要正确处理好学生的提问，尊重学生的看法，实行鼓励性评价，发现学生的每一个创造点，应充分肯定和赞扬学生的提问。
2.在互动展示中 ，引导学生讨论、辩论，解决疑难、展示个性
在自主预习中，还有一些问题是学生特别是后进生不能解决的，教师就要组织学生通过互动释疑解难。
设疑，教师注重学生开拓新思路，提出新创见，从自发走向自觉。如学习新课《鸦片战争》一课时，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如果没有虎门销烟，就不会爆发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就不会入侵中国，你认为这个观点正确吗？为什么？”学生讨论非常激烈，并互相补充完善，最后使学生明白了：虎门销烟只是西方列强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向中国输入鸦片及发动鸦片战争只是它打开中国大门的一个手段，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才是列强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因此，即使没有虎门销烟，英国也会找其他借口通过其它手段达到其目的。这样，在学生分析时代背景和重大事件过程中通过其他手段达到目的，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思维得到锻炼和发展。再如，学习新课《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世界历史》后，我设计了一个问题“文艺复兴为什么首先在意大利迸发？”，启迪学生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思考和探讨，同样发展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思维。
讨论，是将疑难问题汇集起来专题讨论，课堂上自由发言，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都可以自由表达出来。例如，在学习《法国大革命》一课时，让同学们讨论“《人权宣言》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学生自由发言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应该站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分析其进步性，同时，还要揭示其中的阶级局限性，这里所提的自由平等是有阶级性的，广大人民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辩论，常常是灵感飞现，新意迭出，课后鼓励学生整理成文，自主完善，就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论文。如在讲授新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曾创设模拟法庭的情景，围绕“普林希普是否有罪？如何定罪？”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使学生们辨证全面地认识了普林希普的刺杀行为，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课堂的积极主动性，又发展了学生个性，培养了他们的创造力，真正发挥了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作用。 新课结束后我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为题组织学生辩论，将班里学生分为正反两方，各自依据自己搜寻资料展开了辩论，张扬了学生们的个性，培养了其创造力，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三、创新开放探究教学模式，拓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
我校的开放探究教学模式是大体适应各科教学的，应用到历史教学中就需要做些小改革，我把“反馈巩固”这一环节改为“拓展延伸式”。这样更利于课堂向课外开放，向第二课堂延伸，更利于将学校与社会，历史与现实联结成一个整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更广阔的时空里，激发学生兴趣，张扬其个性和创造力。比如鼓励学生写历史小论文，这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最好方法之一。撰写历史小论文，要求立论新，选材精当，论证严密，结论推陈出新，这是对学生历史创造能力的综合检测。很多同学为写好小论文，查找资料，请教老师，同学间相互切磋，探讨交流，近年来就写出《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远航的比较》，《小议隋炀帝》，《我看拿破仑》《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诸葛亮真的聪明吗》等多篇历史论文。其中《诸葛亮真的聪明吗？》、《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分别在去年和今年三门峡市中学生历史论文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尽管论文幼稚，但其冲破定论的勇气、大胆新颖的见解、有理有据的论证、独到新奇的结论，确实称得上是学生个性的体现和创造性思维的果实。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
一、非常“自我”
中考命题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部分试题的考点出自地方教材，此类试题其他地区无法使用，可谓非常“自我”。例如：
（2014・江苏扬州）“人居佳绝处，诗画新扬州”。2006年9月，扬州喜获（ ）
A.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B.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C.中国人居环境奖
D.联合国人居奖
【答案】D
【试题分析】2006年经联合国人居署审核，扬州因在古城保护和人居环境改善方面的成就，成为此年度中国唯一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对非扬州考生来说，此题超越了历史的范畴，明显“超纲”。2014年扬州中考卷中，此类选择题占据四分之一。
（2014・重庆）重庆是抗战时期全国的金融中心。下列图片所示，汇集重庆金融业，有“华尔街”之称的是（ ）
【答案】B
【试题分析】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中央、中国、交通、农业等银行内迁此地，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金融中心。B项老照片中的建筑为陕西街上的建国银行，最后毁于日军轰炸。现在即便是重庆考生，也很难关注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吧？但正是需要有这样直观的图片，才更能加深我们对民族历史的记忆，对历史变迁的感悟。
对地方史的考查，还跨越了学科的界限。例如：
（2014・重庆）唐代众多诗人慕名三峡，在重庆地区留下了篇篇佳作。“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首家喻户晓的名篇出自于（ ）
A.白居易
B.李商隐
C.陈子昂
D.刘禹锡
【答案】D
【试题分析】此题以巴渝一带“竹枝词”的形式，将中国古代史与地方史融合在一起考查。不过，“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作为千古传诵的名句，文学基础不错的同学可直接作答，这已经变成跨越学科考查语文了。
（2014・云南）有人比喻英国“像海绵一样从恒河边上吸取财富，又挤出来倒在泰晤士河中”。这句话提示了（ ）
A.英国在北美进行殖民统治
B.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掠夺
C.法国在印度进行殖民掠夺
D.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疯狂屠杀印第安人
【答案】B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恒河”是印度境内的主要河流，“泰晤士河”是英国著名河流。根据这些地理知识，已经可以排除ACD三项。
类似题目还有扬州卷第25题、安徽卷第4题、福建福州卷第6题等。
二、不再“过敏”
今年中考试题中，以历史的角度考查了5月4日在北大与青年学子共度“五四青年节”、总理在两会期间阐释“改革红利”、党的群众路线、新“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申遗、“九二共识”、克里米亚危机、反腐倡廉等热点话题。在对其关注的基础之上，今年更进一步，考查了过去常常回避的、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例如：
（2014・重庆）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朝前期统治者加强对该地区治理的史实包括（ ）
①册封**和**②平定大小和卓叛乱③设置驻藏大臣④设置伊犁将军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答案】D
【试题分析】伴随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强化，我国封建社会不断加强着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此题着眼点放在清朝，需要区分的是针对地区还是新疆地区的措施。台湾、、南海的相关知识，在中考试题中都曾以这种形式考查过。近期，我国边疆及沿海地区出现了所谓的“领土争端”，问题短期内恐怕无法解决。这种时刻，需要学生熟悉历史、牢记历史，展望未来。
（2014・江苏扬州）普林西普制造的萨拉热窝事件，并未达到他企图挽救民族危机的目的。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 ）
A.个人恐怖手段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良策
B.恐怖主义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C.恐怖活动可以迅速地解决一切政治纷争
D.恐怖主义不会威胁世界和平
【答案】A
【试题分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历史研究中得来的智慧。本题考查的是萨拉热窝事件的启示，实际隐含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在今年中考前，我国多地出现了“分子”制造的恐怖主义活动，怎么看待这些事件？课堂里未必能讲解到位，网络舆论又比较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给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成型的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是必要的，而此类试题以往出现得太少了。
类似题目还有江苏盐城卷第3题、天津卷第26题、江西卷第3题等。
三、“跨越”时空
中考命题对时空线索的考查，涉及的考点多集中在某个单元内。但随着对能力要求的提升，超越单元局限的大综合题出现是必然的趋势。例如：
（2014・重庆）下列反殖民反侵略斗争，按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序正确的是（ ）
①印度民族起义②雅克萨之战③萨拉托加大捷④郑成功
A.①②③④
B.②④③①
C.③①④②
D.④②③①
【答案】D
【试题分析】解答时空排序的题目时，学生可运用排除法，确定最早或最晚，或某两个熟悉事件的先后顺序，根据选项情况做出选择。例如此题，②一定在①前面，排除AC项；④一定在②前，排除B项，正确答案为D项。越是时空跨度大的组合选择题，越需要这样操作。此题考查了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的相关内容，难度无疑大大增加了。
（2014・江苏盐城）古城南京是中国历史一位特殊“见证者”，它见证了（ ）
①中华民国的建立②的爆发③日军大屠杀④蒋家王朝的覆灭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③④
【答案】C
【试题分析】此题考查发生在南京的重大历史事件，考点涉及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学生需对时空线索有清晰准确的认知。注意运用排除法解答。
类似的还有江西卷第15题、山东济宁卷第11题等。
四、关注“生活”
随着社会史观研究的兴起，中考试题已经越来越注意对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迁的学习和考查。例如：
（2014・河南）有一位新国民，戴一顶自由帽，穿一套文明装，着一双进步靴，走过了交通路，来到了模范街，踏进了公益会，说几句义务话。这一新国民形象的描述反映了（ ）
A.社会生活的近代化
B.礼仪风俗的简洁化
C.民间服饰的西洋化
D.民族经济的工业化
【答案】A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BD项材料无法体现；C项说法相比于“有一位新国民”，过于夸大，可排除。对社会生活变迁的考查，就是通过历史的细节，小中窥大，展现时代的风貌。比如此题，社会生活逐渐近代化的背后，是列强入侵，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遭遇；是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抗争和探索。
类似题目还有河南卷第4题、福建福州卷第8题等。
五、授之以“渔”
我们在关心中考考什么，考哪里的同时，更需关注的是题目中引导的中学教学方法，以便给学生未来学习提供一种方向。
（2014・云南）抓关键词是学习历史的方法之一，与“英国议会”“制约王权”“君主立宪”三个关键词直接相关的法律文献是（ ）
A.《权利法案》
B.《独立宣言》
C.《人权宣言》
D.《法典》
【答案】A
【试题分析】本题无疑是考查对英国《权利法案》这一基础知识的记忆。由材料中“英国”，足以排除BCD项。需要注意的是，题目给我们中学历史教学提了个醒，注意“抓关键词”。平时很多同学困惑自己为什么简单的题目做错了，这极有可能是由课堂中教师对关键词讲解不到位，学生理解不到位造成的。做题的时候学生凭借模糊印象“跟着感觉走”，怎能不错？！
把握关键词，对掌握基础知识和解题都大有帮助。例如：
（2014・河南）“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讲这段话的历史场景是在（ ）
A.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B.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C.南方谈话
D.中共十二大
【答案】B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解题注意把握材料中“再不……改革”“事业……葬送”等关键词、句，就能够轻易做出判断。答案应是做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类似题目还有安徽卷第6题、广东卷第8题等。
六、“拐弯抹角”
中考试题多数是“问――答”型，直来直去考查基础知识的题目，但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境，无疑是未来教学和考试命题的发展趋势。不少地区已经在精心设计更有“内涵”的试题，提升对学生能力层次的考查。例如：
（2014・河南）一个美国记者这样评论：“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这次会议是指（ ）
A.日内瓦会议
B.联合国代表大会
C.万隆会议
D.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答案】C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成就。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总理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使了会议的顺利召开。材料中“不改变任何一个……领导人的态度”的前提下，“改变了会议的航向”，这正是“求同存异”的体现。对该知识点的考查，并没有直来直去的设问，反而创设了一个历史情境，进行了“拐弯抹角”的处理，使试题显得更有“内涵”，更有思维的层次。
（2014・安徽）对下表解读正确的是（ ）
主要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
A.日本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B.欧盟成立促进经济发展
C.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动摇
D.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停滞
【答案】C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二战后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日本经济发展迅速，排除A项；欧盟还未成立，B项错误；其他国家经济也得到发展，排除D项。此题并没有直接考查教材知识，而是通过表格数据的分析，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这样脱离教材也能做的题目，体现出了“史料教学”的精神，使学生除了“死记硬背”之外，又有了“见机行事”的解题方法，对能力的测量也更为客观。
河南卷绝大部分试题都以此命题思想为指导，突出了“能力立意”。
解答此类试题，往往需要获取和解读题目材料提供的信息，调动运用教材知识――这已经是高中学习的基本要求，说明初中教学正在向高中靠拢，逐渐形成统一的体系。类似题目包括江苏盐城卷第21题，将苏俄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粮食产量的变化设计成表格数据；江苏盐城卷第8题，将“”时期的大炼钢铁表现为生产指标猛增的柱状图；天津卷第14题，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大改造的信息“隐藏”在图片中的一幅标语中；江苏扬州卷第15题，将对俄国1861年改革特点的考查，通过与英、美、法等国的比较得出结论；安徽卷第9题，举出生物优胜劣汰的实例考查进化论等。
七、“探究”学习
现在中考试题中，有一类常见的试题类型，即“探究”性试题。这类题目出现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之下，不管是否是打着研究的幌子，继续“问――答”，还是真的有所思考、有所探索，“探究”性学习试题的出现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探究”性学习的题目，有两个主要考查角度：一是提供材料，归纳“主题”；二是给予主题，分层探究。
1.选择题
（2014・江西）图2是王老师上历史课时给同学们展示的复习提纲。据此判断，他复习的专题是（ ）
A.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政策的新变化
B.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C.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D.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成就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通过对材料中“提纲”内容内在联系的梳理，得出结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标志，2、3是其内容，4是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完善，5是它的历史和现实地位。此题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了“探究”性学习的味道，比较典型。
（2014・江苏盐城）下列是一组中国近代历史的图片，与这组内容吻合的主题是（ ）
A.洋务企业的产生
B.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C.外国资本主义扩张
D.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建立
【答案】B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近代经济结构的变动。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是洋务企业，而大生纱厂是张謇创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二者虽性质不同，但都属于近代机器工业。A项不能完全涵盖，C、D项与题目信息完全无关。此题属于根据材料归纳研究主题的典型例题。
（2014・河南）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华民国政府的失败，“不是因为援助不够，……中国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下列说法与之意思最为相近的是（ ）
A.：“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B.：“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C.：“几百年来，西方国家只要在东方海岸上架几门大炮就可侵占一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D.：“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答案】D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根据材料提炼主题：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依据这一主题，分析选项，D项同样体现出这一含义。这就是“按图索骥”，根据探究的“主题”寻找材料了。
类似题目还包括河南卷第12题、安徽卷第6、8题、广东卷第11、12题等。
2.非选择题
（2014・安徽）历史地图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请仔细观察、比较下列两幅地图，探究以下问题。
【史实回顾】
（1）阿拉伯数字通过图_______的商路传入欧洲，原产于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等通过图_______的商路传入中国。
【对比分析】
（2）对比两幅地图，提取两个不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达清楚）
【深入探究】
（3）从图4到图5商路的变化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呈现出什么趋势？
【答案】略
【试题分析】本题层次递进，多角度、多形式地考查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先是基础史实，然后要求探究两幅地图中的不同点，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得出探究的历史结论，清晰呈现出课堂探究学习的大致步骤，既对教师教学方法形成指导，也使学生学习方法获得完善。
（2014・重庆）阅读以下材料后判断：
唐朝科举考试科目已分常科和制举两类。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等50多种，其中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科举制推动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它促使一些读书人平时注意加强对古诗、律诗、词赋、散文、小说的写作训练，认真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唐玄宗时，诗赋被定为科举的必试项目。唐诗名家辈出，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近五万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科举考试还专设“书学”一科，以书取士，使朝野上下莫不笃重书法，趋之若鹜。贞观、开元之治，经济繁荣，国威远扬，充满青春活力的时代，更把书法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代书法成就以楷书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极大。唐代书法家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张旭和怀素等。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讲义》
以下表述是从以上材料中得出的，请在答题卡对应题号后涂“A”；违背了以上材料所表达的意思，请在答题卡对应题号后涂“B”；是以上材料没有涉及的，请在答题卡对应题号后涂“C”。
（1）唐朝时期，科举制度逐渐完善，设置的科目众多。
（2）唐朝时期文学领域只有诗歌得到了发展。
（3）杜甫的诗歌反映了社会现实，被称为“诗史”。
（4）在唐代，楷书成就最为突出，书法名家人才辈出。
（5）唐朝的文化发展与该时期政治经济因素关系密切。
【答案】（1）A （2）B （3）C （4）A （5）A
【解析】注意本题所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的改错判断题。题目提供的材料要求学生从“符合”“违背”“未涉及”三个角度进行理解分析，这是历史研究中经常运用的史料探究和学习的方法，虽然相对粗浅，但无疑为我们展示了命题者的一种思路，展示了未来命题的一种趋势。
类似题目在山东和浙江地级市的中考命题中也比较常见。
八、历史“作文”
历史小论文被不少师生认为是现阶段历史题考查的“最高”境界，因为此类题目需要学生多种能力协同运用。在高中阶段，历史论文型的题目已经逐渐被接受，中考试题受其影响，也出现了此类题目，例如：
（2014・河南）请把以下关键词组合起来，用80～120字的小短文叙述这一史实。（要求：史实正确，语句通顺，体现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年 空想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 国际工人运动
【答案】略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学生组织答案，不能简单照搬教材知识，需要根据对各知识点的理解进行整合，需要具有较强的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这类题目在高中考试中比较常见，但在初中考试中还比较新鲜，题目没有固定答案，相对比较开放，这有利于减少对学生思路的束缚，张扬其年轻的个性。
（2014・天津）……今年恰逢甲午年，请以“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编制近代以来两岸关系变化、发展的大事年表。（注：根据八年级上册第4、16、18课，八年级下册第13课及以上材料的相关内容编制）
【试题分析】此题具有开放性，没有标准答案，评分标准分为三个层次：一等：①紧扣主题内容，选择重大历史事件充分，具有典型性；②完全依据时间顺序，时间与事件对应准确；③文字表述准确完整，简要清晰。二等：①符合主题内容，选择重大历史事件较充分，具有相关性；②基本依据时间顺序，时间与事件基本对应；③文字表述基本准确完整。三等：①偏离主题内容，选择重大历史事件不充分，缺乏相关性；②时间顺序混乱，时间与事件对应错误；③文字表述模糊不清。这样分类，使主观题有了客观性，将学生能力以不同思维层次呈现出来，是命题形式和内容的一大革新。
其一，基本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锁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五大文本中，并试图分析和探讨这五大文本关于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联系，旨在建构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2］21其二，把“世界历史”概念理解为两重含义，即：一是相对于国别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为历史学科一般意义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整体互动的作为哲学意义的“世界史”［3］16。其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4］9其四，把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殖民理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将使人摆脱异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世界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3］10其六，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上是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理论上是为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4］9这些成果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努力钻研、孜孜以求的结果。这些成果十分珍贵，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以来在全球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著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著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著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四、结语
一、“世界历史”之路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于《共产党宣言》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再经《资本论》系统而深刻地论证最终完成。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严肃探索和科学论断。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运动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明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实现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动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本质性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同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与人的解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一部世界历史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离开人的解放与发展去谈世界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形成的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人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可以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交往越是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就越是世界历史化。因此，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化的本质性规定。可见，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条件、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归宿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是因为只有依赖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产主义的外壳，而缺乏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与人类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其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程度越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离人类的彻底解放也就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应当说，通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意的，而当代全球化的事实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预见和把握，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致性。
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界定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战争贩子。诚然，由于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过过于激进的失误，这里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始终认为生产力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不过是非常态的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的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逻辑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时代的全球主义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途径观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理论以及的和谐世界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充分说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晚年在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学界称之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这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以及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状况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充分认识。恩格斯在他辞世六个月前，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文时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那时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地认为，从法国开始的欧洲1848年革命表明，“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由于这个经济革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从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来看，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一致认为暴力革命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并对拒绝暴力革命的各种思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的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斗争的思想萌芽，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形势的变化，为恩格斯研究议会斗争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宝贵的实践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写成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恩格斯将多年来的考虑和零散提及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不放弃暴力革命准备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开展革命取得政权，把进行议会斗争当作一个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来看待，从而形成了革命斗争新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导言》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性质、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当前的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之所以确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战略，主要是受法国历史经验的影响，历史证明以前的战略错了，现在革命的性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变。
恩格斯认为，首先，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5］其次，斗争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铲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强大推动力；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发展，“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6］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大失败，都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还带来了欧洲两次反动黑暗统治时期，使革命倒退了几十年，而德国党在普选权斗争中却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7］这两者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导言》中认为，必须对过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权争取“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实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8］应当认为，《导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了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现在其1885-1892年间的近20封与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商讨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书信中；在公开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几篇文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那就会有欧洲200年未发生过的衰竭”。［9］战争只会对沙皇政府或俾斯麦等有利，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至整个欧洲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写到，“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10］恩格斯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当制止，而不应当采取“保卫祖国”或“爱国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还提出了裁军建议，他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未，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11］总的来看，恩格斯认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和平方式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常规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以他锐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这一新阶段的时代主脉。第一，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指明了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其核心主题，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主题。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比之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体性、整体性和紧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体系而独善其身。第三，通过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结果。第四，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外在条件。总而言之，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在其时代观理论所提出的共同发展观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理论及其共同发展观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和谐世界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及其共同发展观的拓展和提升。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05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此后，“和谐世界”———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新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7年10月16日，“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论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怀，体现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和谐世界”理论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在“和谐世界”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强调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成“和谐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论渊源。
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绝非仅仅是一种外交口号或辞令，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口号，更不是一种所谓“战略规避”的体现。应当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本质、脉搏、趋向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立场，而是永恒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更在实践中践行世界和平主义，中国将一贯地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世界历史之路”也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论
纵观历史，过去200年里，人类有过三次或说是三个阶段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领导者，伦敦和纽约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投资银行和债券融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始到80年代，领导者是美国，主要参与者是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观。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者依然是美国，主要参与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战后苏联阵营的瓦解结束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使分割为两大板块的世界市场重新归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促使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结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信息产业革命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推动并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热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战结束这一因素的催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冷战结束是新时代全球化的直接动因。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全世界超过20亿人口为摆脱贫穷，勇敢加入全球竞争，实乃人类历史之奇观。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新时代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过程发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义普遍历史逻辑的崭新再现。但是，由于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动力、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新时代的全球化以新质，使全球主义在新的实践层面上展开，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内涵。
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内容却有了时代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当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在70年代末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革命，90年代勃发的网络技术再次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信息产业革命作为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革命，目前正以高于、快于工业革命的速率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对于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经济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抱有充分乐观的估计。信息作为新质的生产力，再一次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技术杠杆和根本动力。
几乎与之同时，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了市场自由化浪潮，多年来受到凯恩斯主义打压的自由市场力量在经济中重现活力。此后20多年中，市场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广泛的认同，不仅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东西方集团对峙的两极架构，重新统一了世界市场，为全球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追求实际上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物（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而被纳入世界体系；二战后在两大集团冷战的局面下，全球市场事实上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块，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场。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将市场连成一片，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张，为网络生产力在冷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网络信息技术为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无前例的强大推动，其全球渗透力、覆盖率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市场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已产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质，从而使新一轮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新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趋强烈。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作为对经济跨国关系的政治反应，当代全球化也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作用和权威形成挑战，要求新的治理形式。从全球生态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等复杂的全球系统，均不属于领土国家主管的领域。在全球信息通讯和交通设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许多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组织新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也是国家所无法约束的。当代全球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动形式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
国家权力急待重组和重构，全球治理已上升为客观需要。高于单一国家利益（安全）的全人类利益（安全）日渐凸出。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不仅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发全球危机的负面效应。环境危机、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或潜在风险，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且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摒弃对抗、寻求合作，越来越成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各国家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对于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追求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
70年代以来人类的生态关怀、环境意识、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取向。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
跨国公司的能力超越国家能力；迅猛扩张的国际贸易对调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持续呼吁；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国家权威；全人类的利益（安全）有重于单一民族和国家利益（安全）的倾向；全人类对于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空前上升……这些具有新质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诸因素，代表了新时代全球化区别以往历史上现代化全球进程的崭新特征。由于这些新质现象的出现，当代全球主义理念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全面更新与超越。物质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类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反过来讲，对于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合理张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意义。
从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来看，“世界历史”之路是由这样三种历史逻辑构成的，其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大工业的世界本性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动力。当代社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本性或逻辑将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其二是交往发展的逻辑。人类的交往本身就是趋向世界性的，而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交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普遍交往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的各民族全面参与的当代全球化及其世界贸易，使交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参与民族，包括中国在内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其参与之众取得进步之大，堪称人类奇观。当代全球化向人类表明，无论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怎么样的动荡、曲折，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人类才会走向光明。其三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向全球化自身逻辑的转变。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作了大量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分析。资本的世界性本性造就了当代的全球化，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高度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的社会化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程度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将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将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正如资本正在向非资本主义的资本转变一样，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正是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这样，初期的全球化由资本扩张的本性所主导的逻辑就让位于全球化本身的逻辑，既由特殊趋向一般，趋向于对特殊民族、制度、文化的超越。
关键词：世界历史 全球化 启示 现代化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孕育于时代土壤之中。15世纪，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欧洲和美洲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此，资本主义的战车奔跑于世界各地，在不公正、不平等的“血与火”的交往中，把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而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民族是它的‘器官’。” [1]于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条件
世界一体化是时展的趋势，而能否洞察这种大势并科学的加以阐述，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是其主客观条件共同发展成熟的产物。客观条件表现在：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力量；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介；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当然，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也不能离开文明发展的大道，还有其思想来源。在黑格尔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黑格尔则将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最高峰，他运用自己的辩证方法，对世界历史作了总体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思想：(l)第一个自觉地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把握。 (2)既然作为“自由概念”的世界历史要扬弃偶然性，那么各民族不论现状如何，都必然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 (3)深刻地指出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矛盾性。
二、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变革
在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中，他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民族地域性，深刻地洞察近代以来世界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他的哲学到处贯穿着一种宏观历史感，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而他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则从反面启发了善于思考的马克思，使之能够成功地绕过理论探索中的暗礁和旋涡，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科学的世界历史观的形成，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变革。这种革命变革在于：首先，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出发，对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再颠倒；其次，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运动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区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第三，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出了客观评价，从而打破了黑格尔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设置终点的形而上学观点；第四，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民族”的思想，说明了“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与“欧洲中心论”格格不入的。
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表现：全球化
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我们应该以世界历史理论为武器，客观认识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以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从容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理论层面—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客观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而又理解各异、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考察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研究当今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我们应该有以下正确认识：全球化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当今的全球化也是现代世界发展的结果；当今全球化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按其本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
2、实践层面—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又要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向各领域的渗透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世界的发展进步也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同志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2]其次，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邓小平谈到“现代化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要作世界公民。”[3]最后，坚决抵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侵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消极后果，思考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做到趋利避害、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更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
[2] 人民日报[N].1998-3-10
精彩范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