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酒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诗酒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酒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酒特殊的特性与功用，其一开始就与士人的生活联系尤为密切，饮酒早已成为士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士人心灵慰藉与精神寄托的载体。

饮酒不但可以刺激文艺创作者的大脑皮层，使作者的情绪进入高度亢奋状态，还可以使人暂时摆脱一切束缚，获得一种自由感，从而调动长期积淀于内心的无意识，诱发灵感，激发创作欲望。因此，饮酒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触媒古人早已有深刻的认知，

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文人借酒抒怀，留下了大量饮酒诗篇，如陶渊明、白居易、苏轼，赋予了酒独特的文化内蕴，从而构建了独特的诗酒文化传统。本文将杨万里与这些文人作一比较，以探究其对酒诗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杨万里；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饮酒诗

陶渊明开创了诗酒传统，他“有意识将诗与酒‘攀亲结缘，并在诗中赋予酒以独特的象喻意义”，白居易在酒中寻求适意，并将饮酒行为雅化、生活化，苏轼寄酒为迹，借酒内省，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与三人相比，杨万里的饮酒诗有其继承与创新之处。

一、与陶渊明比较

陶渊明在其41岁时毅然辞官归隐，但他的内心埋藏着太多的愤懑，解脱的途径就是诗与酒，《陶渊明集》“一百四十二篇诗文中，涉及饮酒的达五十六篇之多”。他借酒遣怀，以达到精神上的自在与逍遥，正如萧统《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在酒中，他可以感悟生命的真谛与人生存在的意义。

陶渊明常饮用绿酒，也自行“舂秫作美酒”（《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漉我新熟酒”（《归园田居五首》其五）。任彭泽令时，“在县公田……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酒后“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三），拥有一种“渐近自然”的人性自由。

陶渊明的饮酒更多表现为一种理性的自觉，因为他明白“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而“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其十五》），人生如寄，时不我待，索性大饮特饮，如其自言：“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他在酒中进入了一种不受外物束缚的“任真”状态，“酒——真——自然，与官场、礼法、世俗构成了对立的两极”，他的饮酒诗冲淡平和，充分展现了酒中醇美的境界，正如钱锡生先生所言：“魏晋文人的任放和高情远趣，悲苦而具有美学意味的心态，借助于酒的力量，得到了肆意酣畅的的发挥”。

杨万里敬佩陶渊明的人品，常常于闲暇时刻阅读陶诗，所谓“极知人更贤，未契诗独好”（《读渊明诗》），曾寻访陶渊明故址，并在诗作中吟咏，如“渊明有意自忘言”（《题刘德夫真意亭二首》其二）等，尤其感佩于陶渊明不慕名利，归隐山居的行为，杨万里同样为官清廉，毅然从污浊的官场抽身而出，他与陶渊明有一种精神上的相似性。

就饮酒诗创作而言，杨万里10%左右的创作量远比不上陶渊明40%左右的创作量，但是二人对酒的渴望与喜爱的感情是相通的，二人都将酒视作“忘忧物”，陶诗“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七），杨诗“酒名忘忧物，未尽酒所长”（《正月三日宿范氏庄四首》其三），这种暂时逃避的心态是相通的；陶渊明在酒中与“道”浑然融为一体，获得了较为单纯的饮酒体验，而杨万里酒后的感受比较多元，忧乐参半，五味杂陈；陶渊明饮酒时不讲求环境，充满乡野气息，多与农夫交往，如“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四），杨万里则更加讲求酒具与酒品的选择，以及饮酒的小食与环境，多与文人雅士进行交往，如“南溪春酒碧于江，北地鹅梨白似霜”（《清明果饮二首》其一）。

二、与白居易比较

与陶渊明因政治原因在酒中寻求寄托相类似，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也在酒中寻求人生真谛。白居易被贬官后，人在官场，心在山林，他极其仰慕陶渊明的人格，“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访陶公旧宅》），但与陶渊明“常苦酒不足”不同，他“酒足胜陶潜”（《书事咏怀》），也因此创作了大量饮酒诗，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记载：“白乐天……诗二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篇”。

白居易多饮用黄醅、桑落酒，也自行酿酒，包括秋酒“未暇倾巾漉，还应染指尝”（《答皇甫十郎中秋深酒熟见忆》）、冬酒“一瓮新醅酒，萍浮春水波”（《冬初酒熟二首》其一）等。他借着酒兴“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就花枝》），何等快意。饮酒使他“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五），达到寻常人达不到的自由率性的理想境界，充分感受饮酒所带来的“适”，他的饮酒诗充满了饮酒的俗世之乐。

白居易淡泊名利，推崇“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适意二首》其一）的生活态度，“以‘适为人生最大最高之乐事，其懒放，其夜酌，均是‘适之表现”。杨万里对白居易的诗歌推崇备至，“每读乐天诗，一读一回好。少时不知爱，知爱今已老”（《读白氏长庆集》），他用顺应自然的眼光看待生活的人生态度也受到了白居易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作品中多次提到的“身适”、“至适”等是白居易人生态度最生动的折射，如“但令我意适，岂校出处为”（《人日诘朝从昌英叔出谒》），这种生活理想与白居易超脱闲适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白居易笔下的饮酒过程比较生活化，“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五），杨万里继承了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饮酒方式，“初心且一杯，三杯亦漫许……一杯至三杯，一二三四五”（《寒食对酒》）；白居易对饮酒环境与饮酒器具有所要求，如“石榴枝上花千朵，荷叶杯中酒十分”（《失题》），杨万里也对饮酒器具有要求，如“且放清风入绿尊”（《携酒夜饯罗季周》）中的“绿尊”，对饮酒环境的选择，如“安得花边对举觞”（《乙未和杨谨仲教授春兴》）赏花时饮酒等。因同处士大夫阶层，白居易与杨万里在迁官途中有机会品尝到各地美酒，良好的物质条件使他们不仅仅是饮酒，而且是享受饮酒的整个过程，包括对饮酒器具色泽的选择、对饮酒场所的选择等，白居易将饮酒行为雅化、生活化的行为方式被杨万里极好地继承下来，并体现在自己的饮酒诗中。

三、与苏轼比较

苏轼一生官路坎坷，屡遭贬謫，但是他并不为名利所羁，深得陶渊明诗酒之精髓，比之陶渊明饮酒诗的古朴静穆，苏轼的饮酒诗更加稳健旷达，体悟的表现也更加外在。苏轼酒量一般，他自言：“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他称“酒”为“钓诗钩”与“扫愁帚”，可见他饮酒的目的是为了引发灵感与消愁开怀，著有《东坡酒经》，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他是“酿酒的实验者……是饮酒成癖者”。

苏轼除了饮用白酒、酥酒等酒品外，也喜饮用自酿酒，如“捣香筛辣入瓶盆”（《新酿桂酒》）的桂酒、“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真一酒，并引》）的真一酒等。酒后“醉吟不耐攲纱帽，起舞从教落酒船”（《坐上赋戴花得天字》），纵马飞驰，起舞高歌。

酒给他带来的不只是豪情，还可以“偶得酒中趣”（《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这种“趣”也是他对人生的解悟，他明了“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二），人生如寄，他可以在酒中寻求到所谓的“真”，这并不是消极与颓唐，而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被“酒”所消解后的潇洒与旷达。苏轼不求酒“味”只求酒“意”，达观的人生态度使他在饮酒诗中借酒内省，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

杨万里也十分仰慕苏轼的文采风流，在宦游中多次寻访苏轼故居。苏轼关于饮酒与事物之理的看法“谁言大道远，正赖三杯通”（《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七）沿袭自李白的“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四首》其二），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杨万里，“不如卷此诗，唤酒一醉倒。狂歌谪仙词，三杯通大道”（《读白氏长庆集》），尽情畅饮后，体验到一种人与自然相通的玄妙感受。苏轼这种对待生活的洒脱气度对杨万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他的饮酒诗作中也有部分豪迈旷达之作。

陶渊明、白居易、苏轼所遭遇的不幸具有历史共通性，没有人能完全清醒地面对全部时间，总要找寻一种或多种寄托，在其中麻痹痛苦、消解无聊、忘记忧愁，以达到精神的愉悦，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酒这种饮品作为寄托。与之一脉相承的杨万里承袭了他们借酒抒怀的传统，强烈的生命意识使他极力化解愁苦，人生如梦般短暂虚幻、容易消逝，“万古贤愚俱白骨”（《醉吟》），只有酒才是真实可控的，“不如耳热歌呜呜，醉帽欹倾衣不纽”（《都下和同舍客李元老承信赠诗之韵》），一切随心，进退随缘，自在放旷，洒脱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