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篆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个几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纷踏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惭愧，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姜晓文山水小品展开展的当天，手头有些事，没有能一睹盛况，过几天联系晓文，说是想过去学习学习，于是就相约到了无盖堂艺术沙龙，是一家茶社，展出晓文山水小品三十余帧，上下楼看了一回，颇是有些感触，就和晓文在二楼的画案旁说了很多的话。下得楼来，与茶舍主人喝茶期间，晓文接到懒园电话，说是晚餐请到费秉勋先生处一聚，北京柯文辉老先生要来。
柯先生是参加当天在省美术博物馆举办的卫俊秀逝世十周年遗作展从北京专程赶过来的，一脸花白的大胡子，似乎很有些于右任先生的风采，颇为健谈，所说的话，几乎句句是经典，两、三个小时竟持续不断，这是很少见的，后来我和在座各位朋友说，如果用录音笔整理出来，应该是很精彩的讲话稿。席间，懒园两瓶八三年的茅台云散之后，场面就有些乱，大家轮番着去和两位老先生合影留念，两位老先生也像是年轻了一样，淡然地配合着，满足着一帮年轻人的念想。茂林拿了新创刊的《煤界》的清样让大家传了看，他已是作了执行主编的人。翟旭鹏带了一册柯先生的新著《陪画散步》，请老先生签名，书看起来是不一般的厚。柯先生还出版过《刘海粟传》、《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据说那本《龚贤画论臆解》很有看头。
柯先生说，这年头啊，诺贝尔奖，这位矜持的贵妇人也不得不向莫言求爱，而高尚如托尔斯泰，直到老死，也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青睐；我留胡子，唯一的想法就是上公交车能有人给我让座位；放下，不只是要放下成功，还要放下失败，两者都能放下，才是真正的放下；来到西安，能看得到的，都平平常常，看不到的，才是真正的不平常；有人说他是西安第五，我说就他说话的态度看，他还是谦虚了，他应该是西安第一；大家都在下海，海却在岸上。我清晨起来，断断续续地记起了他说的一些话，就大致作了以上的记录，当然风采是和原版没有办法比较了，实在是接受了一次睿智对谈的洗礼。
这段日子是有些忙乱，去年秋天里，成都晓剑兄来西安的时候，文川发来清末民国的火花图片二百余幅，几个人商讨着说是今年上半年合伙出一个有关火花的集子，前些天文川又询问了一回，还真是有些挑战，大致都在进行着，自己就有些压力了。手里收集了一些资料，前些天翻出贾先生《小石头记》来看，觉得似乎不能写成那个样子，于是就找来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及施蛰存的《唐诗百话》间或翻一翻，大致有了思路，终于动笔了，写了三、五篇，看来确是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徜徉于芳林之中，采红撷绿，每见枯枝败叶，却无触目萧索之感，反觉新陈代谢，生机盎然。文艺创作中也有类似情形。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因作家恰到好处地写出其外形和内心的某种“缺陷”，而别具魅力。
《水浒传》里，黑旋风李逵憨直忠勇，却又鲁莽得可爱；拼命三郎石秀是一个精细人，狠劲上来，其尖利歹毒，叫人刻骨铭心。《红楼梦》中，聪明、活泼的史湘云偏是个“咬舌子”，把“二”说成“爱”；还有林黛玉的“小心眼”，晴雯的“使性子”……一个个人物无不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古往今来，大凡成功的艺术形象，恰恰由于若隐若现的微瑕，而显出璞玉浑金的天然光彩。这就是美学家所称的“缺陷美”。
我想，“缺陷”之所以为美，在于它的真实。谚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水浒传》《红楼梦》的例子，正是作家基于真实的艺术的生命这一着眼点，才在“完美”的面庞上点出“缺陷”的痦子。即使作家主观上有某种“神化”的理念，只要他尚能依据生活进行创作，最终仍不得不归于“人化”的描写。鲁迅批评《三国演义》作者“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笔者认为，欲显长厚，是作家或可揣摩的意愿，似伪则是“七实三虚”的描写所以产生的客观效果，至今民间仍流传着“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歇后语，可见似伪的一面却是刘备这一形象深入人心的缘由之一。即使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作家在绝对化的描写中，也还有着被姜维识破计谋的千虑一失以及在先帝托孤时刻的惶恐心理等笔墨。
“缺陷”愈真实可信，就愈有生命力，于是就愈美，“美是生活！”“ 缺陷”之成为美，还在于它的独特和恰如其分。外形的“缺陷”是千人千般，万人万种的。美人长有痦子，或者浮现在嘴角，或者隐匿于颈后，绝不相同；内心的“缺陷”更有千差万别，任何分类精密的批评家也无法归纳出几条几款，让人按图索骥，抑或对号入座。这是“缺陷”的独特。所谓“恰如其分”，指的是“缺陷”不过是缺陷而已，既非外形的丑态，也非内心的恶德。这样，“缺陷”便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特殊的韵致，使人物又各具风采，艺术魅力由此而生。正如捧心西施独特的却又风情十足的“缺陷”竟使东施起而“效颦”一样，憨湘云醉眠芍药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都是她们各自独特的“不检点”的行为，相信《红楼梦》的读者不会据此认为这样的艺术形象是丑陋的。或问，难道只要“缺陷”都是美，无缺陷的“完好”不是美吗？无缺陷的“美好”当然是美，我们能说镜中花、水中月不美吗？然而这种美却难以捉摸。从文艺创作来说，塑造美的人物形象，并不排斥对其“缺陷”的描写。这里，还须再次说明，笔者所称的“缺陷”是有条件的，即：“缺陷”只是局部，而非整体。
整体的美不但可以容纳而且必须包容局部的“缺陷”，不是有“爱屋及乌”的成语和“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俗语吗？艺术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一致。至于身心俱丑的人物，已经不是什么“缺陷”了，鞭挞这样的人物，也不是在表现“缺陷”。
一言以蔽之，瑕不掩瑜，瑕之美，在于真实与韵致。
瑕之美，在于真实与韵致。何止文学作品如此，人亦然。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栓上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移世文物，所支付给王圆篆的全部价钱，我一直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一说了。那就是，折合成了银子的一百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篆来说，毕竟比他平时到荒村野郊去化缘的所得，多得多了。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斯坦因这些的学者，这些诗句也许太硬。但是，除了这种办法，还有什么方式能阻拦他们呢？
我可以不带剑，甚至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与军事掠夺没有什么区别的文化掠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机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缴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细挑精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当然，更大的麻烦是，那时的中国处处军阀混战，北京更是乱成一团。在兵丁和难民的洪流中，谁也不知道脚下的土地明天将会插上哪家的军旗。几辆装载古代经卷的车，怎么才能通过？怎样才能到达？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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