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入选航天员到现在的成功圆梦“飞天”，神舟十二号航天员杨洪波历时11年多，这足以看出“飞天”考核之严格。
那么，在中国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航天员？实现“飞天”，航天员需要完成哪些锻炼？
“航天”先“航空”
成为空军飞行员，是成为真正的航天员的第一步。
专职的航天员一般都是从空军飞行员中进行选拔，因为空军飞行员平时的工作状态最为接近航天器的状态，当战斗机飞行员在驾驶战机做某些动作的时候，其身体承受的载荷与航天器中的载荷相接近。
而且，空军飞行员本身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就比较好，十分适合航天工作的要求。
成为预备航天员
正式“飞天”前，先要成为预备航天员。
我国预备航天员的基本条件是：具有坚定的意志、献身精神和良好的相容性，身高160-172厘米；体重55-70公斤，年龄25-35岁；
歼击机、强击机飞行员；累计飞行600小时以上，大专以上水平，飞行成绩优良，无等级事故，无烟酒瘾，最近3年体检均为甲类。
严格的综合训练
通过第一阶段选拔的预备航天员，只有通过第二阶段的选拔才能成为执行飞行任务的真正航天员。
整个选拔过程宛如过五关斩六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筛选、淘汰，最终能够成为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只能是最优秀的十几个人。
航天员训练课程包括了理论知识、体质锻炼、心理训练、航天环境适应训练、野外生存训练、人船地合练、人船箭地合练等内容。
体质训练方面，航天员接受的体质训练都是按照运动员标准来进行，包括了田径、球类、体操、肌力、游泳等内容，训练量非常大，而且尤其强调航天员的耐力。
此外，为适应太空环境，他们需要经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各种极限训练，
如：三维滚环训练、超重训练、幽闭空间训练等等，每一种训练都是挑战航天员的生理极限的。
心理训练也是航天员的必修课。在密闭无人的太空舱中，人容易出现焦虑等心理问题，所以需要通过心理训练来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
航天员的心理训练包括了心理学基础和心理健康教育、放松训练等内容。
航天员到太空需要进行各种任务，面临形形色色的挑战，这不仅是对他们体能的挑战，还对他们的文化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文化理论方面，航天员将接受高等数学、力学基础、电工学、电子学、自动控制、英语、计算机、地理、气象、空气动力学、火箭、飞船设计原理、航天医学等近60门文化基础和航天理论课程的学习。
据了解，每门课程的书本都是16开，几百页厚的。
同时，航天员必须熟记9大本、上百万字的飞行手册，上千条指令、数百项操作，达到闭上眼睛都能精准无误地全流程操作的程度。
文化理论覆盖面广，复杂的课程和繁重的学习任务，无疑高度考验着航天员的观察力、空间力、记忆力、创造力、计算力、推理力和专注力。
可以说，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不仅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还要一个强大的大脑。
一年一期的《感动中国》如约而来，一批各行各业感动国人的故事跃然屏幕，给予我们感动和力量。两弹一星功勋程开甲，把生命献给高原的植物学家钟扬，守岛卫国32年的民兵夫妇王继才、王仕花，生活节俭却捐赠千万的退休老人马旭，不畏牺牲的排雷战士杜富国，勇斗歹徒的退伍军人吕保民，危急时刻安全降落的英雄机长刘传健，雪域邮路上的忠诚信使其美多吉，坚守扶贫一线的基层干部张渠伟，担起未来的80后乡村教师张玉滚。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我明白了要为社会做贡献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提升自我能力。俗话说“打铁还需本身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的身体是干事创业的根本，身体力行，才能弯腰实践。不断学习党的政策法规、学习业务理论技巧，主动适应新常态，不断练就新能力。
二是坚守基本原则。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严守规矩底线，不踩法律红线，按规矩办事，用制度管人。在工作上，始终坚持不推诿不扯皮、不摊派不遥控，搞好单位团结，带好干部队伍。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尊老爱幼，争做人人学习的表率。
三是履行自身职责。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组织和领导安排的要及时抓落实，自己分管负责的要亲自指导跟踪问效。作为一位公民一名国家干部，要敢于同社会的不良风气说不，要善于带头做合格公民，传播正能量，传递好声音。
他们活着是一面又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又一座丰碑，折射出一个时代中最闪亮的光芒。
江梦南，1992年出生于湖南省州市宜章县一个教师家庭。
她的到来，为家庭增添了不少欢乐，父母还为她取名“梦南”，寓意“岁月静好，梦里江南”。
非常有诗意的名字。
只不过，这一切美好在小梦南三个月大的一天夜里戛然而止。
由于梦南半夜发高烧，夫妻俩彻底慌了，在物理降温无效的情况下，只能将孩子送往医院。
最后，烧虽然退了，但是，由于用了耳毒性药物直接导致梦南神经性耳聋。
经过医生诊断，梦南“无听力，135分贝未引出反引波”，这属于极重度神经性耳聋。
对于这个结果，医生都无能为力，相当于戴助听器都没用。
“肯定是机器坏了……”。
夫妻俩根本不敢相信这个结果，更无法接受这个检查结果。
但是，再次检查还是同样的结果，让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3岁怎么办?6岁怎么办……”。
当别的孩子都开始上学时，梦南该怎么办?夫妻俩开始为孩子的未来发起了愁。
不行，绝对不能放弃孩子。
于是，夫妻俩开始了对孩子的语言训练，整个过程异常艰辛。
他们将孩子的小手放到他们的喉咙上，让孩子一遍遍感受他们说话时声带产生的振动;他们将梦南的小手放在他们嘴上，让她感受说话时不同字所产生的气息;他们让孩子看他们说话时的口型。
一个字，可能要读1万次、10万次……
就这样，孩子慢慢能够发音，虽然不是那么清晰。
但是，这对夫妻俩来说，却是天大的鼓励。
梦南通过训练又学会了唇语，再大一点，夫妻俩就让孩子对着新闻联播练习。
一坚持就是六年!
在父母的努力训练下，江梦南跟其他健康孩子一样上了普通公办学校，并没有按医生说得去上聋哑学校。
只是她上课时只能坐在前排，靠看着老师的嘴唇来听课。
上课一丝不苟去听课，下课认真完成作业，她的自学能力也越来越强。
江梦南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奖状。
像什么“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作文比赛一等奖”……，拿到手软。
乃至于在四年级的暑假，江梦南提前自学了五年级的课程，开学以后直接跳级到了六年级。
这让她在同学面前骄傲了一把。
同时，她也默默为自己立下了flag，将来不光要上最好的高中，还要考最好的大学。
2004年8月，江梦南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郴州市第六中学录取。
从初中开始，梦南就开启了寄宿制生活，这对于听力受损的她来说，并不容易，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
因为，面对不熟悉的人，由于不同的人说话时的口型不一样，她也需要适应。
当然，这种适应需要的时间是极短的，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够了。
适应了寄宿制生活的江梦南，学习起来也变得更加如鱼得水。
2010年，江梦南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高考。
最终的高考成绩是573分，虽然已经超过了一本线，但是，江梦南并不满意，她选择了复读。
第二次参加高考，她考出了615分的优异成绩，成功被吉林大学药学院录取。
在吉林大学，她同时也完成了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毕业后，她又成功考上了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由于她励志的故事，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并且还获得了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
我想，这不光是对她努力的肯定，也是为了通过她的励志故事，告诉更多身体有缺陷的人们，“不要放弃，只要坚持不懈去努力，你依旧能够重塑自己的人生”。
当然，这份殊荣也属于江梦南的父母。
之所以有了他们的坚持不懈，有了他们的拼尽全力，有了他们的不抛弃，不放弃，才铸就了江梦南不平凡的人生。
第一颗人造卫星设计者——孙家栋，在当时，科技比较不发达，什么仪器都没有，也没有多少钱，但是还是制造出来了。随后，孙家栋又担任了许多人造卫星，孙家栋中国航天达到五十八年。
王峰火海救人的故事让我非常震惊。王峰用自己的命换取了四十多位邻居的命，自己却被烧黑了，楼道里都是他的血迹脚印。经过一百多天的抢救之后，病情恶化，因肺栓塞去世。
支月英是小学教师，别人都认为支月英是傻子，但是支月英说：“是，我是傻子，大山里需要我这样的傻子。”学校里的孩子没有学习用品的时候，支月英走二十多里地去买学习用品，她退休的时候还要去教学，她说：“我感到干不动时候为止。
秦月飞是大学生村官，他一开始来到村庄不习惯，所以他改掉了那些习惯。并从一个月一千多块的工资里挤出来钱修建水渠，修建路灯。并去发展当地的特产。
张超是飞行员它是最优秀的。但是，因为一次事故去世了，因为它离地面只有十几米，所以降落伞没有撑开，整个人重重的摔在地上，在他临去世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团长，我还能不能上飞机。”我钦佩他的精神。
李万君是大国工匠，他说：“我手里拿着焊枪，就想上战场一样，拿着枪杀敌。”他还说：“这是门艺术，就像练功夫一样。”
郭小平是校长，它是一家医院的院长，他专治艾滋病，后来，郭小平发现，所有学校都不收留患有艾滋病的孩子，所以，郭小平创办了红丝带学校，后来，郭小平把三家医院的主任职位辞掉了，郭小平希望尽量让那个学校消失。
我看了感动中国以后非常感动，感动他们无私奉献，感动他们乐于助人，感动他们勇敢!感动他们这种不怕死的精神，感动他们坚强不屈!我要学习他们这种精神。
中央电视台虽然年年都有举办“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就是在为这些曾经奉献过的人送上一束花、端上一个奖杯。这个有意义的节目虽然已经举办十年了，但这才是我看到的第一次，我对此有很大的感触。
在这个简单却又美丽的舞台上，走上去的人的事迹各有不同，但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感动，是因为这里包含了责任、理想、大爱……
胡忠和谢小君是一对夫妻，他们和女儿一起来到了草原。胡忠在孤儿院里教书，一旦他知道哪里有孤儿，他就会不辞辛苦地把这些孩子接回来，教他们知识、给他们人间真爱。胡忠说：“我是个志愿者，我喜欢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非常需要我们。在做这份工作时，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这是我的责任。”这对夫妻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叫责任、什么是人间真爱。
吴孟超是个医生，他有个病人叫王甜甜，她的肝上长了一个肿瘤，吴孟超考虑到甜甜的肿瘤是良性的，用肿瘤切除的方案是可行的，但他同时也知道，肿瘤所在的位置很危险，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别的医生都不愿意为甜甜做手术。可吴医生说：“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应全力以赴地去做这个手术。”最后手术成功了!
从“感到中国”的节目中我感受到了责任和努力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象他们那样，永远肩负着责任、背负着理想，传播着人间大爱，那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2月3日，农历初七，立春万物生。
广袤的中原大地上，麦田无边地绿着，一如“平民英雄”王锋的精神之光，在中原大地蔓延与传承，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英雄王锋，走了!在20xx年南阳的那场大火中，王锋舍己救人，义无反顾地三次冲入火海。在他的救助下，20多名邻居无一伤亡，而王锋全身有98%的面积烧伤。四方捐助，仍没留住英雄。20xx年10月1日，王锋因多脏器衰竭，不幸在北京离世。
英雄王锋，还在!立春时节，大河报记者回访英雄身后事。他的“善良基因”在儿女身上得以传承，他的“侠肝义胆”在四乡八邻得以弘扬，他的“舍己为人”已从中原腹地感动整个中国。
昨日上午，记者从南阳市委宣传部获悉，三入火海救人的方城籍青年王锋，荣膺20xx“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颁奖晚会将于今晚8时在央视一套首播，2月9日央视新闻频道9时30分重播。
[回忆]
即便再回那天她还是“拦不住丈夫救人”
潘品清楚地记得，她的丈夫王锋，已经离世120多天了。
为方便女儿上学，潘品在南阳新租了房。这里距丈夫“火海救人”的地方不远，但潘品几乎再也没有回去过，那是一段不愿启封的回忆。
去年5月18日凌晨，卧龙区西华村一栋民宅突发大火，楼上住了25口人。
租住在一楼的王锋最先发现火情，卧室正对着的一楼大厅内浓烟滚滚，停放的10多辆电动车熊熊燃烧。
“失火了，救人啦!”呼救的同时，王锋抱起10岁多的女儿，冲到了楼外。
第一次冲进火海，王锋先到一楼北间的卧室，护送出妻儿。
第二次冲进火海，王锋救出一楼东间的一名托教老师和两名学生。
火更大了，烟更浓了。
可是王锋没有犹豫，他迎着烈焰和浓烟，第三次冲入火海。这次，他跑上二楼、三楼，使劲儿地敲打邻居房门：着火了，着火了!
几分钟后，再次冲出火海的王锋被烧成了“炭人”，他赤脚跑到近百米外的张衡路口倒下，留下一串带血的脚印。
全楼的邻居无一伤亡，而王锋全身有98%的面积烧伤。20xx年10月1日，王锋因多脏器衰竭，不幸在北京离世。
在丈夫离世后的日子里，潘品曾假设了无数次，“如果那天我拦住他，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完整的家?”说完，潘品又自言自语：没用的，我知道我拦不住他，看着大火不救人，就不是他了。
[梦想]
孩子们长大了想成为“爸爸那样的人”
王锋9岁的儿子王玉金，梦想是长大了要成为“爸爸那样的人”。
怎么才能成为“爸爸那样的人”?王玉金低着头，沉默。片刻，他抬起头回答：帮别人修电视机、修电脑、修电动车——这些都是王锋曾经常做的。
“不管多累，不管在干啥，只要别人开口求助，王锋总是搁下手中的活就去帮忙。”潘品说，她总能在儿子身上找到王锋的影子，善良又细腻。
采访中，儿子依偎在潘品旁边。当谈起丈夫时，一向坚毅的潘品忍不住落泪，王玉金赶忙伸出小手，轻轻地给她擦了又擦。
儿子帮自己擦泪的小动作，让潘品心疼又感动，“俩孩子长大了，更懂事了”。
“昨天晚上，我还帮妈妈用盐水热敷腿。”年前，潘品意外遭遇车祸受伤，每晚要用盐水热敷两三个小时。王婷说，能帮忙照顾妈妈，她很开心。
“女儿有三个梦想，第一个是成为一名教师，第二个是成为一名外交官，第三个是成为一个科学家。”
在“感动中国”候选人物投票时，王婷认真看了每一位候选人的事迹。她多了一位偶像：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她央求妈妈到北京录节目时，一定要和偶像合影。
1月15日，潘品到北京录制《感动中国》时，见到了潘建伟，顺利帮女儿完成了心愿。得知王婷对科研感兴趣，潘建伟的助手专门电话联系上潘品，“他要了我们的地址，说潘教授想给孩子们寄些科普读物”。
两个孩子的变化和成长，是潘品最大的欣慰。把两个孩子抚养成才，也是潘品最大的希望。
今年过年，女儿王婷给王锋写了信：“爸爸，我们过年了，我会照顾好妈妈、弟弟和奶奶，好好学习，不惹妈妈生气。”弟弟紧跟着写道：“爸爸我想你了，我会好好学的，我会保护一家人的……爸爸我爱你。”
[期许]
新租了房子她的微信名字改成“希望”
潘品娘仨在南阳新租住的屋子，收拾得温馨、洁净。女儿王婷在屋里养了十多盆花草，阳台上的一盆水仙长了半米高，一串串米白色的花，吐着芬芳。
客厅里放着两张小书桌，将近两米高的四层书架，塞满了孩子们的书。客厅电视机旁，最显眼的位置贴着两张“奖状”。
一张是属于女儿王婷的“学习标兵”奖状，在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中，王婷拿了全班第一。一张表彰潘品是“优秀家长”。
新的一年，潘品把微信昵称改为：希望。
名字孕育着两层含义，一层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加坚强、振奋，担起家里的责任。另一层含义是，希望能把两个孩子培养成才，为社会做贡献。
关于未来，潘品也有了新的打算，她想继续当老师。这不仅是潘品的梦想，也是她选择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社会上那么多好心人帮助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报。”潘品觉得，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把爱传递给孩子，这也算是一种感恩。
出租屋的鱼缸里，4条红色的小金鱼结伴相游，自由自在。“这4条小金鱼代表着王锋、我、儿子、女儿，我们一家四口人永远不分离。”潘品说。
骨科硕士、神经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骨科主任，这是梁益建的真实身份，然而，让他感到最亲切的称谓，却是来自患者的一声“梁爸爸”。参与“驼背”手术3000多例，精湛的医术拯救了上千人的生命……这是梁益建作为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最真实的写照。对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梁益建显得有些低调：“我就是个给病人看病的普通小医生。
梁益建：“我只是个小医生”
在医院骨科大夫们眼中，梁益建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这个留利落平头的五旬骨科主任，常穿一双泛黄的运动鞋，疾走于病房、医生办公室、手术室之间，并不高的个头一转身便找不见人。病房里的患者们觉得，梁益建是个和缓平静的人。调整牵引支架时，他手拿10号扳手，弓着身子不紧不慢地调整每一颗可能影响角度的螺丝钉，平均每个人的调整时间30分钟。面对媒体的采访，梁益建扶了扶黑框眼镜，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一句：“我只是个小医生。”
在住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中，75%以上是脊柱侧弯130°以上、四处求医无门的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脊柱畸形改变的不仅是人的外形，与之相生相伴的呼吸衰竭、心脏衰竭，不断侵蚀着人的生命。面对患者，梁益建的话大辩若讷，“我治得好”，这四个字在重度脊柱畸形患者听来，有若天籁，意味着一线生机。
三医院1号住院楼2楼，带着脊柱牵引支架的于建红，常常立在骨科病房转角通往医生办公室的小平台上，静静地呼、吸。病区的空气混杂消毒水和病房里的各种药味，并不算清新，他却视为珍宝。
几个多月前，一辆小汽车飞驰在河北沧州到成都175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于建红瘫坐在哥哥于建忠的汽车后座，大口地吸着氧气，生命的气息随着时间流逝，似乎正一丝丝地没入黑暗之中消失不见。因为40年脊柱侧弯而变形的胸腔，压迫着于建红肺部的呼吸空间，“我要活命！”他放不下80多岁的父母、媳妇周大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为了“活命”，从20xx年就出现呼吸困难的于建红已经辗转在河北、北京求医2年，跑过很多家大医院。“这是命运的事，回家好好休养”，医生的这句话于建红听过很多遍。尽管呼吸对他来说越来越费劲，他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执拗地在网上搜索，不甘心地试图叩开命运之门。当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他“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梁益建可以治，他不收就没人敢收你了”时，他连发短信的力气都没有了。
去年8月6日下午，于建红的爱人周大姐试探着向梁益建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咨询，立即收到了回复。8月7日，于建红最新的血气分析数据被一一发到梁益建的手机上，“我的氧分压只有38mmhg，正常值是80mmhg。”氧分压低于60mmhg，已经意味着呼吸衰竭。紧紧捏着手机的周大姐，反复翻着手机，一条短信点亮了屏幕，这是于建红期盼了2年的回复——“可以入院，越快越好！”8月8日凌晨4点从沧州出发，一天之后，已经陷入半昏迷的于建红被送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立即进入骨科icu。2天后，于建红情况好转，进入普通病房。“奔着活命而来”的于建红，“活命”几率正在呈几何级数增加，“现在上下楼梯都没问题，聊天更是没有问题”。
梁益建：“我不收这些病人，谁收？”
于建红和病友们互相打气时，常常会聊到一个已经出院的老病友——今年34岁、重庆壁山小伙子肖强。肖强的脊柱曾有三个严重畸形：严重脊柱后凸畸形、严重侧弯畸形、严重脊柱旋转扭曲畸形。x光片上，他的脊柱向右侧弯达到了190度，被媒体称为世界罕见。肖强也和很多病友一样，因为脊柱畸形，他的肺部、心脏等脏器已经受到严重积压，呼吸越来越困难。如果再得不到治疗，他最终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
从20xx年起，肖强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获救的希望，走遍了国内知名医院，拜访了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的脊柱专家，“在北京求治时，为了节约钱，晚上我就直接睡在门诊大厅里。”然而，跑遍了国内多家大医院，肖强都被拒绝。在北京某医院，肖强曾住院15天，最后专家仍告诉他无法手术，世界上尚未有成功案例。经过努力寻找，20xx年3月27日，没有放弃的肖强找到了梁益建。
20xx年4月9日进行了第一次手术，20xx年7月进行胸廓成形手术，20xx年3月进行脊柱矫形手术，20xx年9月出院……如今，肖强仍把每一次治疗节点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对自己非常重要。距离出院已经一年有余，肖强除不能弯腰外，生活与普通人无异，此前出现的腰疼、呼吸疼等问题也在逐渐减轻甚至消失。就在去年10月21日，肖强的女儿出生了，他特意拨通了梁益建的电话报喜。
在“我能治”几个字之中，有患者重获新生的喜悦，也有不为人知的风险。国际脊柱侧弯学会委员（srs member）陶惠人说，脊柱侧弯手术，医生需要承担病人瘫痪、出现呼吸问题等风险，“脊柱侧弯手术是骨科手术中风险最大的，在医学范畴内，手术出血超过两三千毫升的，目前就是脊柱侧弯手术及肝肾移植手术。”梁益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每天手术都很难，就像在青藏线的悬崖边开车”，但他又将话锋一转，“我不收这些病人，谁收？”
据公开报道，20xx年至今，由梁益建主刀的脊柱畸形手术已经超过千例。另据西南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统计，20xx年至20xx年间，梁益建在该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达507名，其中，417人已术后出院，余下90人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智善公益基金会与全国20余家公立医院具有合作关系，“三医院收治的脊柱畸形患者，有75%是北、上、广大医院告知无法手术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手术难度高、风险大、治疗时间长。”作为在全国范围长期救助家庭贫困脊柱畸形青少年的智善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苗强说，“梁益建的勇气来自于对医学事业的敬重与执着。”苗强眼中的梁益建是位勇士，“勇于探索医学高峰，挑战高难度的手术”。
据悉，梁益建在治疗病例上已经囊括脊柱畸形的所有类型，突破了国际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柱畸形和合并心肺功能衰竭。20xx年2月，梁益建发表在国际脊柱顶级杂志《spine》的一个病例，以“无一问题提出”状态全文发表，打破了该杂志在审稿时会针对每篇文章提约20个问题的惯例。
在每一天不断发生的工作细节中，梁益建的“勇气”源自对己对人的“严格”。
“严格”是对时间的管理。梁益建常常晚上7点之后带着病人的片子回家研究，每天凌晨2点睡觉，而午夜12点之后是他的练拳时间。梁益建举起右掌缓缓地在空中虚画出一个圆，圆圈末了，化掌为拳，出拳带风，“太极讲定，定下心，才能在手术台上处变不惊；太极健身，才能支撑七八个小时的手术。”早上7点半，梁益建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7点45分，当很多病人睡眼惺忪的时候，骨科医生办公室里已经热闹起来。36位医生护士立定，骨科交班5分钟后开始。
根据医院相关规定，各科室每日上班时间为上午8时。“梁主任每天早上7点30分就会抵达病区，医生、护士也不好意思太晚。自然而然地，我们成了全院最早上班的科室。”包括护士长陈澜在内，每日上午7时50分参加交班的医生、护士超过30人。以30人每人每天多出10分钟的工作时间计算，骨科的医生护士每天共额外投入5小时为患者服务。医生护士额外的时间投入，一年超过1000小时，相当于50天。每天，梁益建要巡房两次，除了上午的常规巡房，手术后，他总要到病房走走才能安心。“我们做的手术太难，很多都是全国罕有的，现在的检查手段有限，没有经验参考，有5%不可控的风险，要小心。”梁益建说。
梁益建对医生的严格要求在科室是出了名的。为治疗脊柱畸形患者，骨科成立了多学科协作治疗组，骨科、呼吸、神经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医生都是成员。人称“大师兄”的胡正军从20xx年就跟着梁益建学习，“主任要求我们晚上12点再睡觉，多一点时间看文献。”被称为“劳模”的汪飞，2年半前加入小组，家住医院对面的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当天有手术，晚上10点就会到骨科icu转一圈，看看做完手术病人的情况，然后发条短信给梁益建，“我不来看，主任也会来看。”
“梁爸爸给我们重生，挺直脊梁实现梦想”
“主任要求我们晚上12点再睡觉，多一点时间看文献”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同时也是众多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放在梁益建身上十分妥帖。他对病人的爱心和同情心，理解和宽慰，有时比手术刀和药物还更有效。
上午9时，骨科医生的大办公室里，8个打着牵引支架的脊柱畸形患者沿着沙发边依次站着。骨科的医护人员给他们取了个“萌萌哒”的名字——“天线宝宝”。待梁益建从病区查完房，拿着盛满扳手、螺母、螺帽等工具的纸盒子走进办公室时，大家微笑着，眼神随着梁益建的身形移动。来自云南的张映清排在队首，梁益建从一堆螺母中挑出一把10号的扳手，开始拧动她身上固定支撑杆与头盆环的螺母。张映清紧咬着牙关，紧绷着，尽量不让身体发抖。她的头部、腰部分别套着一个钢环，用四根高过头顶的支撑杆连接固定。通过头盆环的牵引，让弯曲的脊柱慢慢拉撑。为了将头盆环固定在脑袋上，钢环上的每根钉子都穿过了头皮。
梁益建迅速翻动着手腕，尽量让拧动的速度变快。每调一颗，梁益建便后退半步，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猫着腰，伸着脖子，观察张映清的牵引架是否平衡。嘴里看似随意地询问着张映清的情况，“现在能爬几楼了，心率要注意控制在140以下，每天两个鸡蛋吃没有？”梁益建指了指张映清，面向办公室里的其他病友，“她老公挺帅的。”张映清双手攀着头盆环，腼腆地笑了。
私下里，常有“天线宝宝”喊梁益建“梁爸爸”。在梁益建的个人网站上，有一位哈尔滨脊柱侧弯患者术后出院，发帖感谢梁益建，“您不仅是我们的主刀医生更像是我们的爸爸……对于梁爸爸，医生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治好更多人的信仰。梁爸爸给我们重生，挺直脊梁实现梦想……”病友圈内传言，“梁爸爸”收了个病友做干女儿，让好多病友羡慕。有人向梁益建求证，被直接驳回，“他们所有人都像我的孩子一样。”平日里送些牛奶、鸡蛋已是常事，梁益建还掏钱为他们办迎新春联欢会，专门请音乐老师教他们唱歌，每周两次。
8年多前，梁益建正是凭借一颗同情心，发现、治愈了职业生涯第一位脊柱畸形患者。
20xx年2月，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中，梁益建前往盐源县做医疗支援。在泸沽湖畔的一家租车店遇到一个胸口近乎贴着大腿的人。他叫伍才林，坐在凳子上，只要一起身，头就往下栽，脊柱严重畸形，走路时眼睛只看得到地面。梁益建眼里的伍才林保持着一种“很痛苦的姿势”。当了多年骨科医生，第一次见到“驼”得这么严重的患者。“一看就是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弯曲近120度。”梁益建围着对方打量几圈，说了句“我可以做手术让你站起来”。
见伍才林不相信，梁益建要来纸笔，边画边讲能让他站起来的原理。磨了40分钟，才让伍才林看到挺起腰杆走路的希望。电话征得院长赵聪同意后，同年5月，梁益建将伍才林接到了成都。经过13个小时的手术，这个不到130公分、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的“驼背”平躺着被推出手术室，康复后身高达到178公分。伍才林给自己改名“伍才立”，铭记人生的转折。他和弟弟拿出全部积蓄并贷款70万元，在泸沽湖草海修了一栋两层的农家乐出租，当起了小老板。
手术改变了伍才林的生活，也让其他的脊柱畸形患者知道了“梁益建”。短时间内，全国各地脊柱畸形患者蜂拥而至。梁益建的职业生涯由此转折，从一名普通骨科医生转而主攻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目前，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有90个“天线宝宝”正在接受牵引，等待手术，还有61个患者排队等着入院。
“很多病友叫他‘梁爸爸’，没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叫不出来‘爸爸’这两个字的”
疼痛、挣扎以及起伏的希望是脊柱畸形患者再熟悉不过的。有人说，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只有当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患者的经历，治疗才能在谦卑、信任和尊重中进行。在梁益建的带动下，参与了解患者经历的人并不局限于医生，更包括了医生的朋友、医院、公益组织甚至患者自己。而治疗的效果，也在这些成员的深度参与之下拓展延伸。
26岁的女大学生王丛歌患有先天性脊柱侧弯和心脏病，侧弯度数达到140度，身高仅有1.3米，手术费用需要16万元。由于家庭困难，入院不久，有热心病友告诉王丛歌：如果担心手术费，可以向智善公益基金会申请帮助。这是入住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脊柱畸形病人都知道的信息，也是老病友必向新病友传达的信息。原来，为了给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及其团队从20xx年开始与智善公益基金会展开了合作。
智善公益基金会于20xx年10月在民政部登记设立，截至20xx年10月27日的数据显示，该基金会已向全国各地960位家庭贫困的脊柱畸形患者捐赠手术费2899.4万元。根据智善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苗强的介绍，目前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的90名脊柱侧弯患者中，智善公益基金会的捐助比例达95%以上。20xx年11月至今，基金会已累计对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共149名患者提供捐助，捐助金额达558.8万元人民币。此外，基金会目前已确定对30名未入院的病患提供捐助。为什么将如此大比例的捐助投向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除了基于医院收治的大多是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这一背景外，事实上苗强更愿意分享一个故事。
20xx年11月，为了让更多脊柱畸形患者获得实际帮助，苗强曾挨家拜访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有条件进行脊柱矫形手术的医院，并建立联系。与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联系后，苗强每年会到成都三四次，与病友待在一起。晚上，他常看到梁益建与病友聊天，“哪有一个医生，做了一天手术下来还为患者揉搓脊柱，很多病友叫他‘梁爸爸’，没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叫不出来‘爸爸’这两个字的。”苗强所见，梁益建对患者极为照顾，苦、痛、希望交织着的病房里，医生与病人、病人与病人之间变成了好朋友。
如今，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的伍才林，不仅挺直了脊梁看见泸沽湖的蓝天白云，还跟家人盖了二层农家乐当起老板；脊柱弯曲达153°的小伙子刘仁富顺利完成了手术，开始在资阳学习理发；曾经呼吸困难多次经历抢救的肖强，如今也已成家并有了可爱的女儿……自称为“小医生”的梁益建曾说：“我的病人，首先要让他们活下去。”在他的救治下，这些曾被告知“无法治愈”的脊柱畸形患者“活了”；在他的带动下，更多人的力量汇聚成爱的洪流，让脊柱畸形患者不仅“活了”，还能拥抱人生未来的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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