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考走一个算一个
筹来了钱，可筹不来分数。
张桂梅本以为，只要提供给这些女孩机会，学习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发现这些学生基础差，试卷测验几乎都不合格。
质疑的声音不止。张桂梅去县里开会，听到人议论，“说得可好，成绩那么差出来怎么办？”“如果只给机会她不学，那么这个机会等于没有，等于养她3年。”高一还未结束，她意识到这是个“严肃问题”，“高中要讲分数，不讲分数，高考设置就没有用。”
17个老师走了9个。心灰意冷时，她怕耽误学生，找县里反映，想将学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读，遭到数落，“不让你干你非干。”
后来她给老师下任务，一个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学校出清华北大毕业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时间战。晚休时间从晚上9点半延长到10点半，最后延到12点20分。学生从6点起床提早到5点半，只有5小时睡眠时间。每天下午，学生回宿舍洗漱15分钟，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刚建校那会，为了给学生余出更多学习时间，学校卫生被老师包揽。早上6点，全体老师要起床打扫校园。建设中的工地四处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师们要去沟里抬水，把水泥板冲洗干净。
每次临近放假，张桂梅跟学生商量，再干两天，结果干着干着开学了，第一届学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几天。有人给张桂梅起外号“周扒皮”“魔鬼”“半夜鸡叫”，那时的张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门口，有学生坐着睡觉，她就把学生捅醒。后来，学生打瞌睡会主动站着听课。
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张桂梅要求食堂饭不能太烫，菜炒出来，要及时扣上锅，不能过凉，她计算，一分钟能有30个学生打饭，159人5分钟能全部打完，最后一个学生也能有5分钟吃饭时间。为了加快递碗的速度，张桂梅不允许学生就餐过程中说话。
为了节省时间，女高学生去县医院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听说吃饭只花10分钟，向张桂梅抗议学生压力太大，还有人骂她没儿没女，不知道心疼别人家孩子，张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就这么干。”
实际上，学校也曾有过一段“民主”时期，张桂梅借鉴其他重点高中，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她在旁边听，发现讨论什么的都有，随即叫停。起初，学生6点半起床，9点半休息，结果学生越来越懒，成绩越来越差。
张桂梅希望，学生能养成好习惯，有限的时间干特定的事，“干不完你就亏了”。有的女生爱干净，早上4点就起床洗漱。张桂梅于是将水停用，只在上午5点半到下午6点间放水，逼着学生休息。睡觉前，学生们提前用盆接满水，用来冲洗厕所，内裤有时要积攒到周末洗。每周末仅有两三个小时休息，学校没有澡堂，学生要去校外宾馆洗。
刚进校的17名教师没有一位教过高中，张桂梅带着他们去丽江学习。一位老师记得，那会学校流行评课，教室后面坐一排老师，专挑讲课老师的缺点。板书哪里不到位，课哪里有毛病，老师们常常互相不服气，当场顶起来，一堂课火药十足，“女老师有的记仇嘞，下课了还追着问，你讲给我听听。”
张桂梅鼓励这种争吵，反对互捧。一次评课，听到老师们互评只讲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个老师晾在一边。
学校花费18万元去各个高中买试卷，开启题海战术。学生们高一高二上完课，高三刷题。有人说这种刷题方式不科学，她说，“我们不管科不科学，能考走一个好学校算一个。”
第一年，张桂梅在儿童之家和学校两头奔波，一边是50多个需要照料的孩子，一边是96个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时间就没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狗屁，这是我的地方
每到假期，张桂梅带着面包、矿泉水，坐车去山里家访。12年来，张桂梅的家访路长达12万公里，最远时要坐10个小时车。
第一届学生家访时，张桂梅走一家哭一家。有的人家里连衣服都买不起，寒冬里穿着一件单薄的外衣，除了物质贫穷，人的精神状态也糟糕，男人提着一个大烟袋懒洋洋闲坐，女人穿得脏兮兮，目光呆滞地看着人。
有的村子一个大学生也没出过，有女孩考到女高后，村里开始陆续有高中生。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尽力帮助解决问题。谁家种的水果卖不出去，她发动老师一起购买；看到很穷的人家，她把自己穿的外套、随身带的钱留下；有个人家只有两个姑娘，被人欺负，土地被侵占，张桂梅帮她们打官司，“吃亏我才不干呢。”
有个女孩全市统考中数学只考6分，张桂梅去女孩家家访，希望女孩的父母让她转学或读职高。到那一看，整个山头仅剩女孩一家板房，女孩的爸爸残疾，独自一人操劳的妈妈将搬离大山的心愿寄托在女儿身上。
家访结束，张桂梅给这家人办了贷款。她把女孩叫到跟前，“家庭这样，你说咱们怎么办？”最后女孩考上了大学。
对家庭关系不和的，张桂梅会想办法调解。有个女孩四五年没有跟父亲说话，一次唱歌大合唱，张桂梅把父亲从山里接出来，让女孩站在父亲身后唱《我的老父亲》，父亲听着听着哭了起来，父女关系改善不少。对不懂事的女孩，张桂梅会直接让女孩对着母亲跪下。
张桂梅像一个大家长。宿舍楼2层以上的门长年开着，张桂梅随时进屋查找学生是否带手机，看到学生日记也翻。有一次，张桂梅翻到一个女孩给一个男生写的情书，她把女孩叫到面前，让她停止谈恋爱。女孩很生气，说她翻日记违法。
“狗屁，这是我的地方。”张桂梅说。
去年，张桂梅翻到一个学生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一看内容，女孩要自杀。信里说，父母常年酗酒，活着没有意义。张桂梅害怕了，她去女孩家里访问，发现女孩父母醉得不省人事，等了3小时，父母清醒了，张桂梅将信的内容念给他们听，让他们写下再也不喝酒的保证书。不过保证书是写了，可这个父亲不喝白酒，改喝啤酒了。
张桂梅的眼睛像鹰一样盯着女孩们。她看到有个学生3年穿一件外套，给她生活费，让班主任格外关照。为了省钱给哥哥看病，一个学生经常不吃晚饭，独自留在教室唱歌。张桂梅发现后很心疼，告诉她好好吃饭才能有力气学习，考出去才能改变自己的家庭。
那时，周云丽喜欢和一个家境稍好的女生来往，周日休息时间也会约着出去玩。张桂梅看到后，把她叫到办公室，说家里没钱没势，应该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周云丽不服气顶了一句，张桂梅气得用手里的诺基亚手机砸她，骂人声整层楼都能听见。两个班主任闻声过来劝，周云丽的姐姐也来了。张桂梅看出来姐姐心疼妹妹，“如果我真把她打着了，姐姐肯定上来捶我。”
多年后，周云丽才懂得校长当时的一番苦心。读大一时，她回校看望张桂梅，抱着校长开玩笑，“你再打我一顿。”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周云丽回到华坪女高，成为一名数学教师。
这里出来的女孩后劲非常足
学校师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馈。2011年，华坪女高向社会输送第一届毕业生，96名学生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这个成绩让华坪女高在县城站住了脚跟。
周云丽考上大学后，父亲总是笑嘻嘻，做什么都有劲，“觉得再读4年就出头了。”父亲让她和姐姐背着装满菜和鸡肉的筐子，当面感谢张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周云丽第一次认识大山以外的世界，也体会到不同成长环境带来的差距。
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周云丽发现他们能歌善舞，自己没有才艺可展示。舍友问她用什么乳液护肤时，她还不知道乳液是什么东西。父亲不愿女儿落于人后，听女儿说班里同学都有电脑，他跑到县城，花费4000元为女儿买了一台电脑。
差距显而易见。一位华坪女高的毕业生说，大学的口语课上，自己蹩脚英语口音一出，很多同学忍不住笑。还有人说，自己沟通力欠佳，不主动，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张桂梅不断收到这样的反馈，一位浙大毕业生打电话对她倾诉，自己不如别人，英语也说不清楚。
这样的反馈是张桂梅不曾预想的。张桂梅意识到，学校也需要与时俱进，她开始让学生跳鬼步舞、穿黄色校服裙，让儿童之家的孩子吃汉堡、披萨，将生活习惯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让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学后，向张桂梅倾诉，说自己跟同学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说话也土气，常受排挤，7个舍友同去宿舍楼底抬水，不许她喝，还经常留她一人扫地，不过自己没哭过。张桂梅夸奖她好样的，还对她说，“欺负我，就给我揍回去，别看你长得小，不怕。”
还有考入北京的学生跟她说同学来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学，张桂梅鼓励学生不要惧怕竞争，迎头上。她相信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后劲非常足”，不会被轻易打倒。
女孩们不可避免审视过去。一位2011级的毕业生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沮丧，上大学后，她发现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出国旅游，考上大学顺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学习生活填满，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公平感会在某些时刻冒出来，但她也因此看到奋斗的价值——大山走出来的她能通过高考同优秀同学站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张桂梅在教学楼外墙上贴了几个字：刚强、慈惠、质朴。她常鼓励学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败，“天塌不下来”。但有毕业生结婚后回来看她，带着孩子，又没有工作，张桂梅会面露忧虑。
张桂梅希望，女孩们走出大山，不要再回来，也不用回母校。有当医生的毕业生想捐工资，张桂梅没有收，她不愿拿学生的钱。如果未来实力允许，她希望学生能把钱捐给没钱治病的穷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报答。
张桂梅常说，女子高中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一个人奋斗不是为自己和父母，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张桂梅觉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应该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觉。来华坪县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与丈夫相识、成婚，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1995年，为了给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张桂梅花光了全部积蓄，最后给丈夫立碑的钱也没有，又借不到钱，她在大马路上撞车寻死，被司机破口大骂。那一刻，张桂梅体会到，“人需要帮忙时，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尽。”
12年来，张桂梅的每一天从清晨的教学楼巡视开始。5点30分，张桂梅打着手电筒，将5层教学楼的楼道一一点亮，早些年，她要赶走因为没有院墙而进入学校的蛇和各种小动物，低飞的蝙蝠会划破学生的脸。她站在二楼，手持喇叭，催促学生跑步进教室。
她希望顺时针转的每一分钟都能逆转贫穷。
她记得调任云南华坪县中心学校教书时，第一次目睹贫穷带来的苦难：有学生没钱置办衣服，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还有家长来教书费，拼拼凑凑在桌上洒了一把，最大金额的5角，总共不到50元，“我就这些了，有了还给你送来。”
张桂梅常自掏腰包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腹腔中长了一颗2公斤大的肿瘤。
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张桂梅走了40分钟。为带好毕业班，张桂梅坚持上课，把学生送进考场再住院。有一天，张桂梅突然喘不上气，有老师顶着风雨为她找氧气袋。有学生家长在山里采野灵芝，用机器磨成粉，拌在饭里送给她吃，还有学生去山里采摘野核桃给她。
山里的妇女们为了给她治病捐款，10元、5元……县长对她说，我们这个地方再穷，都会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这儿了。”张桂梅说。
2001年，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让张桂梅担任院长，丈夫去世、无儿无女的张桂梅答应了。她发现，每一个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母亲，有杀死家暴丈夫获刑的母亲，有因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这让张桂梅意识到，贫困的女孩成为贫困的母亲，贫困的母亲又将养育贫困的下一代，“恶性循环一直存在。”
班里女孩本就不多，张桂梅发现，总有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去大山里找，发现很多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了。有一次，张桂梅在家访途中，看到一个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远处看，她上前询问这个女孩在想什么，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说自己想读书，但妈妈让她嫁人换彩礼。张桂梅很气愤，去女孩家里试图说服她的家人，费用她负责，但没有成功。那个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样子一直刻在张桂梅脑子里。
张桂梅想创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为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但2004年，这个想法在不被当地教育部门理解，“什么时代，还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资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个实验室，最便宜的生物实验室“就要五六十万元”，大家觉得张桂梅“太天真”。
但张桂梅坚持要干，“钱多钱少我不管。”早在2002年，她就四处“化缘”。她打印“好大一堆证明和宣传材料”，去人多的街上、桥上发，想着一人捐几元，捐得多了学校就办起来了。
然而，5年只募集到1万多元，有人骂她骗子，还有的向她吐口水。
张桂梅在2007年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当年，全国党代表在丽江市只有两人，张桂梅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张桂梅去了北京——一名记者发现她破洞的裤子，将她想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见诸报端，引起政府重视。
在市、县政府200万元资金支持下，2008年4月，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投建，环境简陋至极：没有食堂、厕所、围墙和大门，只有一栋5层教学楼，地上遍布钢筋水泥。
当年，张桂梅带领17名老师擦洗教室，他们将床从山下抬到教室，铺上新被褥，贴上学生的名字，迎来第一届新生：96个女孩。
贫困是一种隐私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的父亲是对面一所高中的男孩，两人在入学前的假期发生关系。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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