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分别论述了不同地域、不同学习目的及不同年龄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过程中的文化学习状况，教师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突出实际教学中文化渗透的方法手段，以期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科学化、合理化。
语言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文化渗透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差异，可能会造成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的偏误，造成语言行为的障碍。本文针对外国留学生中不同地域、不同学习目的及不同年龄的区别，提出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渗透的教学方法，以期解决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对于不同地域的学生，教师根据其语言特征加以区分进行教学实践
属于非汉字文化圈的欧美留学生因为母语的影响，已经有一套自己的母语思维及表达方式，由于汉字和拼音文字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拼音文字为表音文字，主要依靠听觉感知，汉字属于音义结合的信息量丰富文字。对于母语为拼音文字体系的留学生来说，他们习惯于听说，不注重读写，因此会导致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受限制。针对此类学生特点，不能急于将汉字体系灌输给学生，否则会造成学生心理负担，从而产生对中国文化的抵触心理，打击学生积极性，教师应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听说优势及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的优势，由简到难，通过模拟对话的方式在实际教学语境之中让学生理解中国的文化，也可利用图片、多媒体教学等直观形象的教学方法，增加他们探索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介绍有影响的旅游风景名胜，将其中的文化内容贯穿其中，让学生生动活泼地理解中国文化。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韩留学生对汉字有着强烈的字感，其本国文字书面语中有许多借用的汉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曾对众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的许多国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些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大量地吸收了中国文化营养，因此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他们能够通过自我激活的方式充分利用母语中所学到的汉字来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这些学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进行更多的实际练习，通过阅读、看电影、汉字书写比赛等方式充实学生的记忆库，逐渐丰富学生的汉字信息，积累汉字量，扩展文化知识面，使学生深人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熟悉中国文化并尝试运用在现实交际中。
根据来华学生的学习目的不同，教师可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有的学生学习汉语是为了将来能从事与汉语有关的工作。对于这类学生教师要先帮助学生过语言关，着重锻炼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设置环境进行模拟对话练习，教学过程中语言教学不是独立的，而是伴随着文化的渗透，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接触、面对并要运用中国文化进行交际是不可避免的，这需要学生理解中国文化并尝试适应它，教师可通过场景模拟、指导学生主动与中国人交际等方式让学生更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
有的学生学习汉语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抱着充实自己的目的来到中国，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这类的学生，提倡兴趣学习，教师可积极利用图片展览、实地参观等方式可以减少学生开始学习的焦虑，刺激学生的学习兴奋点，实现愉快学习情绪，使学生在提高汉语基础的情况下，自觉阅读大量历史、文化、地理等书籍，让中国文化在学生的自然学习状态下渗透。除此还可结合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突出跨时空特点，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
有的学生以学习汉语语言为桥梁在中国上大学，学习各类专业知识。这类学生学习的侧重点是语言，常常会忽略中国文化的学习。对于这类学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巧妙地进行文化的灌输，针对学生将要学习的专业情况，通过讲故事、说新闻、看记录片等方式使学生不仅能够学习语言，在无形中潜移默化的了解文化。
根据学生的年龄不同，由接受能力决定教学方法
对于年龄较小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接受能力、模仿能力都很强，但因为年龄偏小，面对本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时，可能会出现无法理解的现象，有可能放弃汉语和汉语文化的学习。因此，对于这类学生，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设置游戏环节、竞赛模式，将文化知识贯穿于这类方法之中，活跃课堂气氛，增强课堂的趣味性，使学生在娱乐中理解中国文化的点滴内容。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有着较强的自控能力和判断能力，自己也有一套成型的学习方法，对于文化冲突，他们的反应很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就是认为自己本土文化一切都好，外来文化难以接受，这对于教学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这类学生，教师不能要求学生必须接受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应采取渐进的对比式教学方式，应通过对学生学习语言的规律、智力、学能、学习策略，还有情感因素、动机和态度、性格等等，有选择的进行文化引导，使学生在自己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比的认识中国文化，理解文化差异，达到教与学的平衡状态。
对于年龄较大的成年人来说，由于生活阅历丰富，对汉语文化理解较为容易，这类学生能够积极汲取中国文化的长处，自觉学习，对于这类学生教师应鼓励他们增强自信心，扩展知识面，可适当进行拓展练习，为学生补充更多的内容，充实学生的文化信息，提高学生文化修养，使学生自如地将所学内容运用于生活之中。
关键词：汉字；去汉字化；再汉字化；汉字转向
H12
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本站， 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本站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古文字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M].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5]张新。闻一多猜想――诗化还是诗的小说化//新诗与文化散论[M].学林出版社，1995.
[6]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是思辨录[M].学林出版社，1989.
[7]徐通锵。语言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10]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11]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12]乐。母语与写作[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申小龙（1952），上海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理论语言学研究室主任，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生导师。撰著出版有关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汉字的文化内涵及建构规律的著作20余部，400余篇。主要著作有《中国句型文化》《文化语言学》《语文的阐释中国语文传统的现代意义》《中华文化通志・语言文字学志》《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汉语人文精神论》《汉字人文精神论》《当代中国语法学》《社区文化和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纵横谈》《文化语言学论纲》《语言的文化阐释》《汉语语法学――一种文化的结构分析》《汉语与中国文化》《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申小龙论文集》《申小龙自选集》等。主编《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论集》《走向新世纪的语言学》等论文集。主编高校文科汉语专业主要基础课教材《现代汉语》《新文化古代汉语》《语言学纲要》。主编“文化语言学”丛书、“大千语言世界”丛书、“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
【关键词】教育技术；汉字；汉字教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7―0085―03
一 引言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教育技术飞速发展的30年，不管是理论上和应用上的研究，还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在教育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就包括汉字教学。汉字素有中国文化“化石”之称。汉字教学，作为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部分，从建国初始的“扫盲”到今天把汉字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汉字教学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而在今天这个以计算机输入为主的时代，汉字学习却被很多人轻视，更有人倡导汉字拼音化。殊不知，汉字中蕴含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字教学不仅仅是“写字认字”,更重要的其实是传递汉文化。
二 儿童识字教学与对外汉字教学的区别
同为汉字教学，本文将我国儿童的识字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汉字教学分开论述，其原因在于二者有本质的不同。第一，学习者的汉语口语水平不同。接受正规小学语文教学的学龄儿童，汉语口语已经相当流利了；而接受外语教学的成年人，不仅不认识汉字，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说汉语，他们的汉语口语和汉字都是“零起点”。第二，学习者的识字目的不同。语文学习者的识字目的是要将口语中会说的、听得懂意思的词语与书写形式建立起联系，主要是为了阅读和写作；而语言学习者的识字目的是要建立起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联系。第三，学习者的汉字原始积累不同。最初的语文学习者都有一定程度的汉字原始积累，至少知道汉字是方块字，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一个字是会在不同的词汇中出现的。而最初的语言学习者的汉字原始积累为零，甚至把汉字看成一幅图画。第四，学习动机不同。我国儿童知道他们学习汉字是必需的。而外国人学习汉语一般出于兴趣，工作学习需要，他们完全可以有其它的选择。也就是说，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即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三 教育技术应用于我国儿童的识字教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始，“扫盲”刻不容缓，需要高效的识字教学方法，通过艰苦的探索至今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倡导借助教具和多媒体技术识字的方法。
自1988年以来，香港大学实施现龙计划，开展了多项计算机辅助中文教学的研究。自1995年起开发《汉字学习系统》,其中的《童歌字趣》、《小兔子找食物》、《汉字资料库》、《文字由来字卡》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所协助制作的《文字国》均已完成，供各个小学辅助教学之用。在2001年邀请香港十八所小学参与现龙第二代计划，现龙系列的字词库和软件都放在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上，供老师和学生使用。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网上的学习社区，推动教育资源共享的文化，改进汉语字词的教学模式。
1991年，上海市实验学校引进“智能双拼编码”以后创造的一种新型的识字教学方法――“双脑识字教学法”。即借助电脑技术，开发人脑潜能，采用电脑、双拼、识字同步学习的识字教学法。学生从学习的开始，便将学习双拼码，认字和打电脑结合在一起。学生在认读字、词、句的过程中巩固双拼字母的拼读，在进行文字输入的过程中复习了所认读的生字，三项学习任务相辅相成。使一年级学生大量识字，提前阅读。
香港大学谢锡金、祈永华和罗陆慧英多年一直研究多媒体电脑辅助识字。在1994年的小学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上首先介绍通过电脑软件的设计，帮助学前教育至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学习汉字，从而形成了“多媒体识字教学法”。利用电脑动画把汉字的书写和图像联系起来，有效地促使学生感知汉字的组合结构，记忆汉字的书写方法，理解字与字之间的意义关系，养成学生自觉识字能力。多媒体电脑辅助识字教学比传统的手写练习可提供更有效的学习经验，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建立与汉字相关的知识库。电脑的互动图像具有灵活表现汉字部件的能力，引导学习者注意汉字的不同部件。通过丰富并且多元化的活动，让学生在读、说、听、写中，理解汉字部件的意义和作用，创造性地学习新字。
1994年，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立项、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领导，由何克抗教授、李克东教授等牵头组织了“小学语文‘四结合’”教学模式改革试验课题。这种模式把小学语文的识字、阅读、作文教学与计算机教育整合在一起，做到“识字教学、阅读理解、作文训练、计算机应用”四结合。其中的“四结合识字法”,把小学语文的识字教学、查用字典、汉字编程和汉字打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做到“识字、查字、编码、打字”四结合，使学生不仅能通过识字教学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技能，还能反过来通过“四结合”激发学生兴趣，加深对汉字间架结构、笔画、笔顺、读音和字义的理解。该项目历经近10年，初步建构起全新的识字、阅读和作文教学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第一次由我国教育技术专家研究提出的识字方法。
语文教学界一直倡导教汉字应该遵循汉字本身的规律，重视汉字的文化内涵，2004年，西南大学涂涛教授的研究正是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探索了多媒体字源识字法，其核心是文化溯源，多媒体触发，即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图文声画并茂、生动丰富的情景(原始图片),将抽象的汉字还原、融入古人造字时的形象的原生语境中，再利用动画技术将历时长久、形体变异的汉字演进(原始图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过程实时连续的展现出来。在这样的动态环境中，学生既可以听到字音又可以看到字形，更可领会字的本意，从而自主、自然的建立起汉字音、形、义三者之间的联系，感染了汉字文化，牢记了汉字。这种方法集趣味性和直观性为一身，挖掘汉字的文化基因，充分发挥汉字的文化功能。
我国儿童的识字教学由于其历史性、重要性、普遍性，受到的关注比较多，已有的研究比较丰富。相对而言，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渐渐浮出水面，受到关注，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并不多。
四 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应用
迄今已经召开了九届世界汉语教学研讨会，前八届中有35篇关于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文章，涉及到了计算机处理汉语、音视频、网络课堂教学和交互式多媒体几方面的应用，介绍了一些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原则，多媒体教材的编写方法，设计思想等，但是理论论述的文章居多，实践研究报告很少。
关于汉字教学软件的应用探索，早在1988年，计算机尚不普及的时候，首都师范大学的刘庆俄教授研制了大量汉字教学软件，其中《汉字形体的演变》软件中，录入几十幅古文字图片和近代书法家作品的拓片。但是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只有图文的展示。八年之后北京语言大学的郑艳群教授的《多媒体汉字教学字典》运用多媒体技术直观形象的展示了汉字的形、音、义，它解决了自学汉字所遇到的困难，弥补了课堂教学的许多不足。郑艳群教授还编著《汉语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一书，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教学经验，详尽阐述了多媒体课件设计制作的相关知识，其中专门有一节介绍多媒体汉字教学的教学内容和目标以及常用形式及特点。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教学软件开发已经运用到教育的各个学科，对外汉语教学也不例外。中央广播大学研发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汉语汉字教学软件。例如“一日一字”这个软件就是为有一点英语基础，无论成人、孩子设计的认识汉字的软件，它清晰的显示汉字书写，把汉字学习与中国文化和生活有机结合。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汉字书写，图文结合，提供可以随时提取的读音、笔画、部件解析，制作情景动画或短片，从而打造多感官触发的教学环境是主要的应用方式。但是教育技术的应用岂能止步于此？
儿童识字教学的经验自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但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教育环境的外国学习者学习汉字的困难比中国儿童识字的困难大得多。其它的第二语言教学的经验也可以借鉴，然而，汉字表意的特点与表音的拼音文字截然不同，更别说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教学者如果不摸索自成体系的教学方法难以提高教学效果。
日前，笔者在Surveymonkey上面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美国大学生对中文的认识，当问及“当你想到汉字的时候首先在你的头脑中冒出的词是什么”,58份问卷中最多的答案是“困难”、“复杂”,还有答“潦草的图画”、“古老”,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中文发音如“nihao”、“xiexie”。作者最期许的答案“有趣”只有3个回答。
汉字数量多，固然不好学，但是，现有的教学方法、教学材料甚至是教学思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五 教育技术关注对外汉字教学的必要性
对外汉语教学的中教育技术的应用还需要好好挖掘。正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赵勇教授所说提出的，现今的教学媒体应该由纸质的向多媒体、网络、信息技术转变，简立网络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应该去创新学习模式。海外的学生，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生，普遍计算机能力比较强，比较习惯多媒体教学材料，网络化的学习环境，倡导泛在学习，传统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式是难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的。
我国教育技术需要更丰富的文化来充实理论根基。我国教育技术一路走来，在曲折中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可以说现在还在迷雾森林中探索。长期以来，我们都借鉴美国的研究，总是不断的在追求新的技术，新理论，却很少低下头审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根基。教育技术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7]《电化教育研究》作为代表中国教育技术界学术前沿的刊物，增加了对教育技术史和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栏目，以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先哲的教育技术思想。其实汉字、汉语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可谓深不见底，我们不能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将从外面学来的技术和理论强加到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打造一个“欧美式的汉语学习环境”。传播汉字，传播汉语，归根结底传播的是汉文化。作为理工科出身的教育技术工作者来说，在这样的研究活动中必定能扎实自己的中国文化根基。
六 展望
实践证明：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非常大。汉字一直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于学生于老师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教育技术一直以解决教学问题，提高学习绩效为己任，擅长以心理学、教育学为基石，以技术性的视角，去改善学习过程，寻求提高汉字教学效果的途径。与此同时，我国教育技术正需要积极主动的走出国门，将有文化底蕴，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展示给世界。
参考文献
[1] 胡双宝。汉字的文化蕴含与汉字教学[J].中国语文建设通讯，1998,(55).
[2] 涂涛。天地化生――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 谢锡金，祈永华，罗陆慧英。多媒体电脑辅助学习汉字的理论与设计[A].首届小学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1994.
[4] 郑艳群。计算机技术与对外汉语教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5] 仲哲明。现代教育技术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改革[A].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世界图文出版公司， 1999.
[6] 陈琳，王运武。中国教育技术改革发展三十年[J].电化教育研究，2009,(2).
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刘冬雪。文化语言学初探[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6）.
[4]闹尔吉。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关键词】汉字；诗性；庞德；《华夏集》；《诗章》
作为20世纪的美国诗人，庞德以意象派诗歌创作而家喻户晓，而庞德也是20世纪对中国诗最热情的诗人，同样对于汉字的痴迷造就了庞德的诗作《华夏集》和《诗章》，这两本著作也成为后世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读之作。在品读这两部著作时我们可以从庞德的译作中看到他在诗歌的创作中借鉴了大量的中国汉字，不仅借鉴了汉字，更重要的是从翻译中我们深入了解到了汉字的诗性思维。
一、庞德的汉字情结
庞德的汉字情结与厄尔斯特·费诺罗萨有着密切的关系。1908年，厄尔斯特·费诺罗萨去世，他的妻子为了能将费诺罗萨的中国诗笔记出版，于是她便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诗人能将他丈夫的笔记翻译出来，这个人就是庞德。虽然庞德很早前就接触过汉字，但他真正开始认真地研究汉字是这个时候，从整理费诺罗萨笔记的过程中开始的。庞德不认识汉字，但却根据费诺罗萨笔记手稿（每首诗都有汉文，并用日语标注读音，还有义译和讲解），全身心的投入到翻译中来，于1914年出版中国诗集《华夏集》。1921年，庞德整理出版了费诺罗萨生前撰写的论文《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汉字》（The Chinese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正是这篇论文引起了庞德对汉字和中国文化极大的兴趣，正是从这篇文章中他陷入了对汉字深深的痴迷中，费诺罗萨的这篇论文也让庞德得知汉字是诗化的语言，从而阐发了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1917年，《诗章》首篇创作，后来庞德不断为其增添翻译作品，这部长达120篇的《诗章》是庞德的毕生之作。
在对费诺罗萨笔记的整理翻译过程中，庞德认为“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意象”，一个表意汉字是往往由几个不同的表意部分组成的，而这几个部分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诗歌符号。汉字在庞德眼中是一种表义图形文字，而一个表意汉字不是图像的表达，如“旦”字所呈现的正如太阳升起到地平线之上的图像，就是意念的表达；“信”字由“人”和“言”组成，表达出的意念是一个人对自己说出的话忠实。这就是“表意汉字学”，庞德自己也声明：“如果我对文学批评有任何贡献的话，那就是我介绍了表意文字体系” ①。
二、汉字诗性思维的表现
1.汉字的表象性
众所周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 这是一切文字的根本属性，。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表意文字，字形构造是它的本体，它用形象具体的形式表达抽象一般的内容。著名的文字学家唐兰对汉字的这一特质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想、活动、认识活动”。②汉字的六书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根据庞德的“表意汉字学”，我们就可以看出，庞德对汉语的兴趣主要在于汉字中的象形字、会意字，特别是合意型汉字， 即合体会意字。为什么庞德的汉字兴趣只局限于这两种构字形式呢？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象形字、会意字充满了诗性因素——意象性。在庞德眼中，一个汉字不再只是一个字，而更像是一幅画。费诺罗萨也认为：“最初的汉字是自然界中物品和动作的图形表现” ③。比如一个短句：人見馬。“人”字宛如人的形体，好似由人的双腿支撑；“見”字上方是个“目”字，就像眼睛的图像；“馬”字如四条腿正呈奔腾之状，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三个汉字组成的意象并置呈现出自然过程中的三个动态间相互顺序，给人时间上连续感和强烈的空间感，形成一种栩栩如生的图画式的意象。汉字的优点就在于，即“汉字充满动感，……，接近自然”。从汉字中，庞德发现汉字具有简洁、生动、形象、具体、意义深远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正是对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用图达意”的汉字使得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诗性的思维特征，就如庞德著名的“意象说”：“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④ 汉字自身具有的特殊意象性质与庞德寻找的意象的特点不谋而合，因为汉字既表达意象，又表达观念；既清晰生动，又传情达意，汉字的这些优点在庞德的诗歌翻译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在《诗章》凡一百一十七章，内有汉字147个。据赵毅衡先生在《诗神远游》中的统计，“《诗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庞德嵌入的无数汉字中，用了五次以上的汉字有十四个”。⑤庞德认为把汉字写在诗中恰当的地方，能够加强语言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加深理解诗句所含的哲理的意味。这种以字代义、以象表情的手法，让读者通过对对汉字的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来更加深刻直观地理解把握艰深的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这样翻译成的诗歌不仅保留了汉字原本的意象性，而且使得诗歌更加具有特殊的艺术美学。在翻译《中庸》时，庞德认为“中”字是“一个动作过程，一个某物围绕旋转的轴，因此将《中庸》译为《不动摇的枢纽》（Unwobbling Pivot）,“君子而时中”就译为“The master man’s axis does not wobble ”。⑥
文学课一直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必修科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以语言、文化交际和文学教学为内容，以培养对外教授汉语言文化的专门型人才为目标。然而，对于以教授汉语为本职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文学课实在难以直接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因此，在传统文学课教学中学生无法直接体会文学与文化、汉字发展的关系，造成很多学生学习上的困惑和误解。为突出文学课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本文提出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学课教学中，应转变传统教学思路，以文学为载体，突出文化、审美和汉字教学重点，为学生日后的汉语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学教学重点
（一）文学的文化载体作用
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另一方面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传播中华文化。因此，中华文化的学习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习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1]中国传统的文学定义，取其广义的“文学”内涵，包括一切与文献有关的学问。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经”指儒家经典；“史”指中国古代史书；“子”指诸子散文；“集”指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专著。
现代将“文学”归属于语言艺术范畴。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中只有“集”部才可勉强符合现代的文学定义。尤其，在中国先秦诸子散文和《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史书的教授中，显然突出了文学作为中国历史和哲学思想（即文化之一部）的载体功能。
文学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便是中国现代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在从五四文学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最直观表现是中国本站学的建立与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更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激烈变革。
外国文学同样携带着本国独特的文化思潮，它一方面为中国读者展现世界各国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的发展。透过他国文学看到的不仅仅是外国作家的情绪和文字的艺术，还呈现出区别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变迁。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学课讲授的关键，不应落在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文学史的梳理上，而应重点强调文学中的文化因子。通过文学作品的讲解，梳理文化的发展，在掌握文化基础后，文学还应激发学生对“美”的追求，从而达到文学课审美教育的目的。
（二）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
余虹将文学定义为：“文学是一门艺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以感受、想象、虚构为特征的审美艺术。”[2]首先，文学是意识形态的集合体，它通过适当的文学体裁表现出作家“美”的体验，在阅读中传递给读者。传播的后果，一方面读者感受到文学艺术中的“美”；另一方面为阅读文学艺术的读者，创造出新的“美”感，改变读者的思想，影响读者的生活。文学艺术是蕴含着审美意识的物质载体，文学阅读是审美意识的传播过程，文学讲授就是将阅读过程提升到审美教育的境界。
汉语言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首先是大学生。大学生除了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外，还应该建立“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除了在文学中挖掘文化因子以外，还要通过文学艺术培养“美”的感受和鉴赏能力，从而树立“美”的追求。因此，现代大学教育中广泛开设文学课的目的，是树立大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作为以传播中华文化为本职的汉语言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很高的鉴赏能力，涉猎广泛的世界“美”。在了解他国文化的“美”的基础上宣传中华文化的“美”，是本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能力。
“美”是真实心灵的释放。在文学课中，无论是豪放飘逸的李白诗歌还是奇幻惊悚的波德莱尔诗歌，都被称作“美”的代表。对于李白诗歌的崇高美，学生容易接受，但法国波德莱尔的死亡美，学生则难以理解和感受。文学课的学习目的是带领学生进行审美体验，区别中外审美差异，从而更好的了解以审美为基础的文化差异。
（三）文学对汉字发展的承载
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中将“文学”定义为：“它诚然被视为美的语言艺术，包括诗、散文、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样式。”[3]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文学是通过语言反映作家审美观、展示审美体验的艺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随着文化的发展，文学也在变化着，结成文学的文字自然跟随着文学的变迁不断演变。因此，在学习文学的过程中，同时积累了文字的演变知识。
汉字作为中国独创的文字，是中国文学的主要载体。汉字在历史流传中不断演变。它不仅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字形变化，还经历着字意义的变化。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假借字和通假字等造字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常出现。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用本站书写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开始了对古典文学的反叛。中国现代作家们大胆改革旧文学，建立新的文学观。在这场轰轰烈烈地文学改革中，汉字也经历了历史的洗礼。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受到世界流行文化的巨大冲击，在文学机体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作为细胞的汉字也经历过分裂和重组。
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课是汉字课，汉字的发展演变，是汉字讲授中的基本知识点。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必须以中国文学为基础，感受汉字的发展过程，掌握各时期汉字的发展规律，才能够顺利地将汉字传播到世界各国。
“文学既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和文化现象，又是独特的艺术现象和审美现象；它既植根于广泛的文化结构之中，……又依存于特定的语言形态，关联着人类的情感、心智与形象，有突出的审美品格和审美属性。”[4]依靠汉字传播的中国文学，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内涵，艺术化的表达着中华民族“美”的情感。文学与文化、汉字和美育的关系，是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学课教学中，必须体现的课程重点。
二、文学教学改革
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其他民族理解中华文化，从而建立良好的国际交流环境，是汉语国际教育的目的所在。然而，过度甚至于夸大中华文化，给他国文化带来巨大压力，是传播中遇到的困难。美国认定中华文化具有文化侵略性，强行关闭孔子学院事件，为汉语国际教育敲响了警钟。因此，中国国家汉语办公室强调，汉语国际教学中应将中华文化与他国文化公平对待，以强调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之一部分。为此，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文学教学中，应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将中华文化与他国文化对比，既突出个性，又显现共性。从而，建构世界文化圈下的中华文化特征。
（一）比较文学的介入
比较文学的定义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5]比较文学在文学课中的应运是必然趋势。文学的传统教授是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三部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受到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影响，文学的三部分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交汇、碰撞。然而，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始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在教授过程中很难发生关系，这便需要比较文学的介入。
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中西文学的相同与差异，透视中西文化的共性和个性。作为文化载体的中西文学，在共通的文化平台上强调突出各自的个性，从而加深文化的相互了解。
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跨文化交际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因此，在文学课的教授中，应用开放性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将独立的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文化联系起来，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理解异文化的能力，训练学生与异文化的交流能力，教授学生在异文化环境中传播中华文化的方法。
（二）文学文化学的引导
“所谓对文学的文化学认识，是指对文学的性质、活动过程及其特征、活动的功能等作文化阐释，它构成文化学的一个分支：文学文化学。”[6]对于重视文化教育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来说，文学活动反映的文化现象是学习的重点。然而，在普通的文学教学中，教师只是引领学生阅读文学文本，带领学生参与到文本的解读过程中。这便将文学与文化完全割裂，僵硬地单方面传播文学，与文化传播保持距离，加深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对文学课学习的困惑和误解。
文学文化学强调文学活动对文化的建构作用，建构的过程由作家、作品和读者共同参与完成。作为特殊读者的汉语言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在与文学作品的交往中探寻文化根源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这势必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挖掘文学背后潜藏着的文化精神和时代价值便成为教学主题。
文学文化学以文学追求的自由精神价值为研究主体。对自由的向往便是对“美”的追求，而文学作品通过塑造带给读者美感的形象、讲述美的故事、抒发美的情感，构筑读者的精神事实，并肯定这种获得是美的，从而积累人的审美体验。在文学讲授传播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一次文学活动，作家情感和文化通过文学传递到课堂，教师作为接受中介，利用个人分析干预学生接受的想象，从而达到教授文化的目的，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功能。
（三）汉字文化学的借鉴
“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7]汉字构成汉语，汉语联结成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在层层组合的过程中最终与文化产生了联系。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为对外汉语教学输出人才。把汉字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演变作为教学重点，通过文学课的教授得到实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解读及文学史讲解中，需要教师关注重点汉字的古今演变。在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分析中，文化变迁影响下的汉字演变规律，应该是教学中的重点内容。
在中国软实力不断提升的今天，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教育界的重视。在这种世界环境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显得格外重要。参与培养此类专业人才的教师及教学方法更加受到重视。作为本专业必修课的文学课，一直难以直接参与到汉语国际的教学中，在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中被边缘化。本文划出文学课中文化、美育、汉字演变的教学重点，并以比较文学、文学文化学和汉字文化学研究方法的介入，提出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学课教学改革的些许建议，希冀能为教学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注释：
[1]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选自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02.
[2]余虹。文学知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蔡江浓。原始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5]曹顺庆。比较文学学[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6]畅广元。文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1）.
关键词： 日语汉字 来源 分类 地位 读音
一、日语汉字的来源
一千多年前，大量的日本来华留学生即遣隋使、遣唐使，将先进的中华文明，包括汉语及汉字带到了日本。日本从此正式有了使用文字记载语言的历史。
最初日语的每一个音，都是由一个汉字表达。公元九世纪，日本人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假名。假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具体做法是：将中文的草书衍生成平假名，把中文楷书的偏旁改成片假名。例如平假名的「あ是由汉字的“安”简化而来的；而片假名的「ア则是汉字“阿”的左偏旁变化而来。
早期，日本正式的文章都是汉文，而片假名则是佛教僧侣们读经典时用来做标音的，平假名则是女性所用的文字。目前日文中常用的汉字约有两千个，片假名大多用来表示外来语，其余的多用平假名。在现代日语中，假名共有71个，最基本的有46个，排列成“五十音图”(字母表)。
二、日语语种的分类
虽然汉字很早就已经进入日语词汇，但作为中国汉民族的语言，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外来语的一种，现在已经成为日语语种之一。当前日语词汇分类通常有「和语、「汉语、「外来语三类，但严格来讲，有以下两种分类方法。
1.根据造词素材来分类
①造词素材来源于日本固有词汇――和语。
②造词素材来源于外来语――外来语(汉语・和制汉语；洋语・和制洋语)。
③混合多种造词素材――混种语。
2.根据造词人来分类
①日本人自己创造的词汇――和语(固有の日本语；和制汉语；和制洋语；混种语)。
②外国人创造的词汇――外来语(汉语；洋语)。
三、汉字在日语中的地位
正如前文所说，尽管后来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假名，有了属于本民族的文字，但是汉字在日本文字中仍占主导地位。
日本政府于1946年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规定了一些汉字作为使用的范围，共有1850个，这叫做“当用汉字”。“当用”即“当前使用”或“应当使用”之意。这1850个之外的汉字不再使用，改以假名表记。但这只是政府的规定，仍有人按习惯使用非当用汉字。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公布实行了“常用汉字表”,规定1945个常用汉字作为“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在日本社会中，知道汉字，尤其是清楚古代、近代汉字的人，都被认为是有教养的人，即使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社会中也不曾改变。
四、日语汉字的读音
很多学者在对现代日语汉字音进行分析和阐述时，以汉语中的古音为标准，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日语汉字音主要为吴音与汉音两种，吴音的母胎音是隋唐时期的汉字音。
2.形成吴音与汉音两种体系的原因主要是，吴音是伴随着佛教文化传入日本的，是在佛教界人士的坚持下，得以保存和坚持下来的。汉音是伴随着儒教文化传入日本的，它得到日本朝廷的大力提倡，在社会上广泛使用，因此得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了吴、汉两音并存的独特现象。
3.吴音和汉音无论是在声母系统还是韵母系统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日本在引进汉字音时，是根据日语音韵的特点，有所取舍，有所改造的。我们通过对日本国字这一现象的观察，认为日本人的祖先不但接受了汉字作为本国的文字，而且为了适应记录日语的需要，创造了汉字体文字――日本国字，由于这些字的造字方法深受中国会意造字的影响，因此绝大多数的日本国字是会意字，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的国字有的消亡了，有的保留了下来。但这些所谓国字都是中国汉字的继承和发展，有着汉字的本源属性。
五、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
明治时代前后，日本人有感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决定要急起直追。日本的一些文学家在研究了西方文字以后，认为日本文字有很多的缺点，特别是汉字难学难记，有必要加以改革。从此，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现在，各种意见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全废汉字论、限制汉字论和拥护汉字论。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经试图以假名全面取代汉字，以便全盘西化，结果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但日本政府从此便开始了实行限制汉字的国语政策。但是奇怪的是日语中的汉字并没有因此而逐渐衰退、消亡，相反还在逐渐地增加、复活。这是什么原因？
1923年日本开始实行限制汉字的政策，至今，汉字在日本现代社会中使用的状况究竟如何？得出的结论是在明治与大正时期，用汉字记录的新词语约占80%以上，占压倒多数，进入昭和时期，汉字记录的新词语约占50%,用假名记录的新词语约占40%,发生这种逆转，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在专业用语方面，汉字的占有率也是相当高的，其中汉字占有率最高的是逻辑学占88%,最低是化学占48.2%,化学在23个学科中是唯一的汉字占有率低于一半的学科。汉字是日本的人名、地名的主要的物质材料，用汉字书写的人名、地名占95%以上。还有通过对日本的报纸、杂志、公用文、书信使用汉字的现状的考察，我们发现如报纸和公用文在限制汉字方面比较坚决，用字较规范，而杂志和书信在用字方面却比较灵活，个人色彩比较浓重。再如，在同样的字数内，报纸的汉字占有率比杂志高，这是因为报纸的版面少，而汉字能反映较大的信息量等。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完全废止日语中汉字的使用是完全不可能的，汉字在日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不可能消失的。原因如下：
1.汉字在日本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日本的重要典籍和文物，都是用汉字载录的，废弃汉字，等于切断历史，使日本人与他们的传统文化隔绝。此外，汉字跟儒教有关，跟忠君爱国有关，废了汉字会动摇日本的国体。
2.日语中的同音词太多，据统计，日语的同音词约占日语词汇的36.4%,同样的读音，往往可以理解成为几十个不同的意思。如果不用汉字书写，就会混淆不清，就会发生误会。
3.汉字是具有音、形、义的表意文字，它在日语中作为表意文字使用起来，极为简洁精密，有时只从字形或字义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它是汉字文化的精华。
4.汉字在创造新词方面，有很强的优越性，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作为日语词汇的构词成分，据统计，在现代日语中，汉语词汇约占47.5%,几乎达到日语总词汇的一半。
5.汉字一旦熟识以后，脑神经马上就会起闪电式的反射作用而得知其意义，拼音文字因为不能形义结合，必须经大脑转驳而生反应作用，才能知其意义。如日本交通部曾一度废弃汉字而改用拼音地名，后来经常出错，在不得已之下重新恢复了汉字地名，这是现实生活中汉字不可废弃的例子之一。
参考文献：
[1]董淑珍。漫谈日语汉字的读音[J].经济管理与干部教育，1997,(4).
[2]汪树俊。漫谈日语中的汉字(上)[J].日语知识，2003-1.
[3]汪树俊。漫谈日语中的汉字(上)[J].日语知识，2003-3.
精彩范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