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写东西，以前用文言。
叶圣陶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出生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1894。当正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满清战败之时，在江苏苏州的一间小屋内叶圣陶出生了。
幼年的叶圣陶家境贫寒，但是他刻苦努力。本着对知识的渴望他考入了当地的草桥中学。初中毕业后他在出任小学教员，并开始投身于文学事业的创作工作。他的笔名叶圣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成名的，他的原名本叫叶绍钧。1914年他受人排挤离开学校，这对他日后一心从事文学写作铺平了道路，他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不久之后就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童话故事《稻草人》。
20世纪初，本站浪潮席卷封闭的中国，叶圣陶看到了本站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他很快投入到本站写作中，写出了《春宴琐谭》。1921年，叶圣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写出了长篇童话小说《小白船》，很快引起了轰动。同年，他有幸加入到北京大学新潮社，结识了周作人（鲁迅的弟弟）、沈雁冰、郑振铎等一批觉醒的知识青年。这让他的文学创作事业如鱼得水，他们共同组建了“文学研究会”，用文学救国。叶圣陶很爱国，九一八事变震惊全国，他很快联合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用笔杆子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出任教育部副部长等众多职位，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立下汗马功劳。1988年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十多年前寄居乡下的时候，曾经托一个老木匠做一张书桌。
我并不认识这个老木匠，向当地人打听，大家一致推荐他，我就找他。
对于木材，我没有成见，式样也随便，我只要有一张可以靠着写写字的桌子罢了。
他代我作主张，用梧桐，因为他那里有一段梧桐，已经藏了好几年，干了。
他又代我规定桌子的式样。
两旁边的抽屉要多少高，要不然装不下比较累赘的东西。
右边只须做一只抽屉，抽屉下面该是一个柜子，安置些重要的东西，既见得稳当，取携又方便。
左右两边里侧的板距离要宽些，要不然，两个膝盖时时触着两边的板，就感觉局促，不舒服。
我样样依从了他，当时言明工料价六块钱。
过了一个星期，过了半个月，过了二十多天，不见他把新书桌送来。
我再不能等待了，特地跑去问他。
他指着靠在陰暗的屋角里的一排木板，说这些就是我那新书桌的材料。
我不免疑怪，二十多天功夫，只把一段木头解了开来！
他看出我的疑怪，就用教师般的神情给我开导。
说整段木头虽然干了，解了开来，里面还未免有点儿潮。
如果马上拿来做家伙，不久就会出毛病，或是裂一道缝，或是接榫处松了。
人家说起来，这是某某做的“生活”，这么脆弱不经用。
他向来不做这种“生活”，也向来没有受过这种指摘。
现在这些木板，要等它干透了，才好动手做书桌。
他恐怕我不相信，又举出当地的一些人家来，某家新造花厅，添置桌椅，某家小姐出阁准备嫁妆，木料解了开来，都搁在那里等待半年八个月再上手呢。
“先生，你要是有功夫，不妨到他们家里去看看，我做的家伙是不容它出毛病的。”他说到“我做的家伙”，黄浊的眼睛放射出夸耀的光芒，宛如文人朗诵他的得意作品时候的模样。
我知道催他快做是无效的，好在我并不着急，也就没说什么催促的话。
又过了一个月，我走过他门前，顺便进去看看。
一张新书桌站在墙边了，近乎乳白色的板面显出几条年轮的痕迹。
老木匠正弯着腰，几个手指头抵着一张“沙皮”，在磨擦那安抽屉的长方孔的边缘。
我说再过一个星期，大概可以交 货了吧。
他望望屋外的天，又看看屋内高低不平的泥地，摇头说：“不行。
这样干燥的天气，怎么能上漆呢？要待转了东南风，天气潮湿了，上漆才容易干，才可以透入木头的骨子里去，不会脱落。”
此后下了五六天的雨。
乡下的屋子，室内铺着方砖，每一块都渗出水来，像劳工背上淌着汗。
无论什么东西，手触上去总觉得黏黏的。
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散发出霉蒸气。
我想，我的新书桌该在上漆了吧。
又过了十多天，老木匠带同他的徒弟把新书桌抬来了。
栗壳色，油油的发着光亮，一些陈旧的家具有它一比更见得黯淡失色了。
老木匠问明了我，就跟徒弟把书桌安放在我指定的地位，只恐徒弟不当心，让桌子跟什么东西碰撞，因而擦掉一点儿漆或是划上一道纹路，他连声发出“小心呀”“小心呀”的警告。
直到安放停当了，他才松爽地透透气，站远一点儿，用一只手摸着长着灰色短须的下巴，悠然地鉴赏他的新作品。
我交 给他六块钱，他随便看了一眼就握在手心里，眼光重又回到他的新作品。
最后说：“先生，你用用看，用了些时，你自然会相信我做的家伙是可以传子孙的。
”他说到“我做的家伙”，夸耀的光芒又从他那黄浊的眼睛放射出来了。
以后十年间，这张书桌一直跟着我迁徙。
搬运夫粗疏的动作使书桌添上不少纹路。
但是身子依旧很结实，接榫处没有一点儿动摇。
直到“一二八”战役，才给毁坏了。
大概是日本军人刺刀的功绩。
以为锁着的柜子里藏着什么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前面一刀，右侧一刀，把两块板都划破了。
左边只有三只抽屉，都没有锁，原可以抽出来看看的，大概因为军情紧急吧，没有一只一只抽出来看的余裕，就把左侧的板也划破了，而且拆了下来，丢在一旁。
事后我去收拾残余的东西。
看看这张相守十年的书桌，虽然像被残害的尸体一样，肚肠心肺都露出来了。
可是还舍不得就此丢掉。
于是请一个木匠来，托他修理。
木匠说不用抬回去，下一天带了材料和家伙来修理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工回家，木匠已经来过，书桌已经修理好了。
真是看了不由得生气的修理！三块木板刨也没刨平。
边缘并不嵌入木框的槽里，只用几个一寸钉把木板钉在木框的外面。
涂的是窑煤似的黑漆，深一搭，淡一搭，仿佛还没有刷完工的黑墙头。
工料价已经领去，大洋一块半。
我开始厌恶这张书桌了。
想起制造这张书桌的老木匠，他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简直使缺少耐性的人受不住，然而他做成的。家伙却是无可批评的。
同样是木匠，现在这一个跟老木匠比起来，相差太远了。
我托他修理，他就仅仅按照题目做文章，还我一个修理。
木板破了，他给我钉上不破的。
原来涂漆的，他也给我涂上些漆。
这不是修理了吗？然而这张书桌不成一件家伙了。
同样的事在上海时时会碰到。
从北京路那些木器店里买家具，往往在送到家里的时候就擦去了几处漆，划上了几条纹路。
送货人有他的哲学。
你买一张桌子，四把椅子，总之送给你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决不短少一件。
擦去一点儿漆，划上几条纹路，算得什么呢！这种家具使用不久，又往往榫头脱出了，抽屉关不上了，叫你看着不舒服。
你如果去向店家说话，店家又有他的哲学给你作答。
这些家具在出门的时候都是好好的，总之我们没有把破烂的东西卖给你。
至于出门以后的事，谁管得了！这可以叫做“出门不认货”主义。
又譬如冬季到了，你请一个洋铁匠来给你装火炉。
火炉不能没有通气管子，通气管子不能没有支持的东西，他就横一根竖一根地引出铅丝去，钉在他认为着力的地方。
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窗框下。
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天花板上。
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墙壁上。
可巧碰着了砖头，钉不进去，就换个地方再钉。
然而一片粉刷已经掉了下来，墙壁上有了伤疤了。
也许钉了几回都不成功，他就凿去砖头，嵌进去一块木头。
这一回当然钉牢了，然而墙壁上的伤疤更难看了。
等到他完工，你抬起头来看，横七竖八的铅丝好似被摧残的蜘蛛网，曲曲弯弯伸出去的洋铁管好似一条呆笨的大蛇，墙壁上散布着伤疤好像谁在屋子里乱放过一阵手槍。
即使火炉的温 暖能给你十二分舒适，看着这些，那舒适不免要打折扣了。
但是你不能怪洋铁匠，他所做的并没有违反他的哲学。
你不是托他装火炉吗？他依你的话把火炉装好了。
还有什么好说呢？
倘若说乡下那个老木匠有道德，所以对于工作不肯马虎，上海的工匠没有道德，所以只图拆烂污，出门不认货，不肯为使用器物的人着想，这未免是拘墟之见。
我想那个老木匠，当他幼年当徒弟的时候，大概已经从师父那里受到薰陶，养成了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了吧。
而师父的师父也是这么一丝不苟的，从他的徒孙可以看到他的一点儿影像。
他们所以这样，为的是当地只有这么些人家做他们永远的主顾，这些人家都是相信每一件家伙预备传子孙的，自然不能够潦潦草草对付过去。
乡下地方又很少受时间的催迫。
女儿还没订婚，嫁妆里的木器却已经在置办了。
定做了一件家具，今天拿来使用跟下一个月拿来使用，似乎没有什么分别，甚至延到明年拿来使用也不见得怎样不方便。
这又使他们尽可以耐着性儿等待木料的干燥和天气的潮湿。
更因主顾有限，手头的工作从来不会拥挤到忙不过来，他们这样从从容容，细磨细琢，一半自然是做“生活”，一半也就是消闲寄兴的玩意儿。
在这样情形之下做成的东西，固然无非靠此换饭吃，但是同时是自己精心结撰的制作，不能不对它发生珍惜爱护的心情。
总而言之，是乡下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了老木匠的那种态度。
都市地方可不同了。
都市地方的人口是流动的，同一手艺的作场到处都有，虽不能说没有老主顾，像乡下那样世世代代请教某一家作场的老主顾却是很少的。
一个工匠制造了一件家具，这件家具将归什么人使用，他无从知道。
一个主顾跑来，买了一两件东西回去，或是招呼到他家里去为他做些工作，这个主顾会不会再来第二回，在工匠也无从预料。
既然这样，工作潦草一点儿又何妨？而且，都市地方多的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
每一件东西预备传子孙的观念，都市中人早已没有了（他们懂得一个顶扼要的办法，就是把钱传给子孙，传了钱等于什么都传下去了）。
代替这个观念的是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
住亭子间的人家新搬家，看看缺少一张半桌，跑出去一趟，一张半桌载在黄包皮车上带回来了，觉得很满意。
住前楼的文人晚上写稿子，感到冬天的寒气有点儿受不住，立刻请个洋铁匠来，给装上个火炉。
生起火炉来写稿子，似乎文思旺盛得多。
富翁见人家都添置了摩登家具，看看自己家里，还一件也没有，相形之下不免寒伧，一个电话打出去，一套摩登家具送来了。
陈设停当之后，非常高兴，马上打电话招一些朋友来叙叙。
年轻的小姐被邀请去当女傧相了，非有一身“剪刀口里”的新装不可，跑到服装公司里，一阵的挑选和叮嘱，质料要时髦，缝制要迅速，临到当女傧相的时刻，心里又骄傲又欢喜，仿佛满堂宾客的眼光一致放弃了新娘而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似的。
当然，“想要什么”而不能“立刻有什么”的人居大多数，为的是钱不凑手。
现在单说那些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的，他们的满足似乎只在“立刻有什么”上，要来的东西是否坚固结实，能够用得比较长久，他们是不问的。
总之，他们都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
主顾的心理如此，工匠又何苦一定要一丝不苟？都市地方有一些大厂家，设着验工的部分，检查所有的出品，把不合格的剔出来，不让它跟标准出品混在一起，因而他们的出品为要求形质并重的人所喜爱。
但是这种办法是厂主为要维持他那“牌子”的信用而想出来的，在工人却是一种麻烦，如果手制的货品被认为不合格，就有罚工钱甚至停工的灾难。
现在工厂里的工人再也不会把手制的货品看做艺术品了。
他们只知道货品是玩弄他们生命的怪物，必须服事了它才有饭吃，可是无论如何吃不饱。
——工人的这种态度和观念，也是都市地方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的。
近年来乡下地方正在急剧地转变，那个老木匠的徒弟大概要跟他的师父以及师父的师父分道扬镳了。
1937年8月1日发表
叶圣陶的名声斐然于教育界和文学界。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他生活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为人高风亮节、平易近人；做事刚正不阿，全神贯注等品质离不开儿时父母的谆谆教诲。叶圣陶出生时家境贫寒，江浙一带古来出文人墨客，因为对教育很重视。叶圣陶的父亲有一些文化，早早的给儿子找了私塾，并且立下家规。在如此耳濡目染下，他茁壮成长，叶圣陶的成长故事还要从他出生讲起。
叶圣陶从出生开始就天资过人。父亲叶伯仁望子成龙心切，为他请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私塾。叶圣陶三岁开始识字、练字，据说六岁时至少能识三千字。父亲为了培养儿子习惯、敦促儿子学习给他立下了：背不出书就不能吃饭的规矩。但叶圣陶记忆超群，学习积极性又高，基本没有犯过规矩，家规基本没用上。父亲喜出望外又给他请了远近闻名的私塾，这位私塾先生要求颇高，还要用戒尺体罚，叶圣陶丝毫没有怠慢学习，很快就能熟背《四书》、《诗经》等古典书籍。
叶伯仁对儿子的教育不仅仅局限在学习上，他觉得小孩子应当多见见世面。由于父亲是账房先生，叶圣陶年少时，常常跟随父亲在社会上收租。父亲带他拜年、贺寿、参加婚丧、各式典礼让他见识了当地民情风俗，也让他早早体会到了人情冷暖。这些场景在叶圣陶后来的写作中多有显现。
叶圣陶的成长中最宝贵的积累是书本知识和社会阅历。这让他在中学毕业就开始了文学创作，至此一发不可收拾，成就一代教育大师和作家。叶圣陶的成长故事就是这么非同寻常。
叶圣陶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这位老先生循循善诱，其独特的教育思想与众不同。叶圣陶长期从事语言文学探究，充沛的经验让他精通擅长教师的教学工作。
叶圣陶的在写作教育中有一条心法，是一切灵感源于生活积累。他十分注重观察身边的事物，儿时曾随做账房先生的父亲走街串巷为地主收费。每次出门他都细细观察，收费的对象，生活状况等等。小小年纪就对当地的风俗民情了然于胸，这位以后的写作铺平了道路。
叶圣陶的教育思想还有条叫多练多读。叶圣陶酷爱读书，他坚守“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真理。从小父亲就将他送入私塾，他就此饱读诗书：六岁就能识别三千字，《三字经》、《千字文》都能了然于心。积累多了，自然得练习。叶圣陶认为读书和写作是人的自然行为，既然如此就应该把它们养成习惯。
叶圣陶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坚持的是自由原则。妻子叶至善对儿子管教十分严格，恰逢儿子处于叛逆期很多事不听从管教。叶圣陶就说，只要儿子不做违反原则的事，想怎么发展就顺着即可。可见叶圣陶不像他父亲那样，用家庭暴力处理儿子的学习问题。
叶圣陶教育思想除了提倡孩子在学习上要注重生活积累，多练多读；作为老师还要注意释放耐心和信心、坚守自由与引导并施的原则。在新时代的教育事业上，叶圣陶的教育思想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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