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又说：“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万章下》）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所以有时对祸害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孟子在本篇中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奉为道德的规范，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与“舍生取义”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就只好）舍弃鱼而选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想要的，大义也是我想要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就只好）舍弃生命而选取大义了。生命是我想要的，但我所追求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如果人们所追求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求得生存的手段，为什么不采用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比死亡更可怕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逃避灾祸的，为什么不采用呢？采用这种方法就能够活命，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采用这 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那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他们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厉害的事（那就是“不义”），不仅是圣人有这种本性，人人都有，不过圣人没有失去罢了。
一碗饭，一碗汤，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会饿死。可是没有礼貌地吆喝着给别人吃，四处游历的人不肯接受；用脚踢着（或踩过）给别人吃，乞丐也不愿意接受。如果见了高位厚禄不分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这样，优厚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和熟识的穷人感激我吗？先前（有人为了大义）宁肯死也不愿接受（因得好处而丧义），现在（有人）为了住宅的华丽却接受了（好处）；先前（有人为了大义）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妻子与妾的侍奉却接受了；先前（有人为了大义）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熟识的穷人感激自己却接受了。这种做法不也是可以停止而不做吗？（如果这样做了，）这就叫做丧失了他的天性。
译文
鱼是我所喜爱的，熊掌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就只好放弃鱼而选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所喜爱的，道义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道义了。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我所喜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如果人们所喜爱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求得生存的手段，哪一样不可以采用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逃避灾祸的坏事，哪一桩不可以干呢？采用某种手段就能够活命，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采用某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由此可见，他们所喜爱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他们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事（那就是“不义”）。不仅贤人有这种本性，人人都有，只不过有贤能的人不丧失罢了。
一碗饭，一碗汤，得到它就能活下去，不得到它就会饿死。可是轻蔑地呼喝着给人吃，饥饿的行人也不愿接受；用脚踢给别人吃，乞丐也因轻视而不肯接受。
高官厚禄却不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它。这样，高官厚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和认识的穷人感激我吗？以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却为了住宅的华丽却接受了它；以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却为了妻妾的侍奉却接受了它；以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认识的穷人感激自己却接受了它。这种做法不是可以让它停止了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人所固有的本性。
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就只好）舍弃鱼而选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想要的，大义也是我想要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就只好）舍弃生命而选取大义了。生命是我想要的，但我所追求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如果人们所追求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求得生存的手段，为什么不采用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比死亡更可怕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逃避灾祸的，为什么不采用呢？采用这种方法就能够活命，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采用这 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那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他们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厉害的事（那就是“不义”），不仅是圣人有这种本性，人人都有，不过圣人没有失去罢了。
一碗饭，一碗汤，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会饿死。可是没有礼貌地吆喝着给别人吃，四处游历的人不肯接受；用脚踢着（或踩过）给别人吃，乞丐也不愿意接受。如果见了高位厚禄不分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这样，优厚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和熟识的穷人感激我吗？先前（有人为了大义）宁肯死也不愿接受（因得好处而丧义），现在（有人）为了住宅的华丽却接受了（好处）；先前（有人为了大义）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妻子与妾的侍奉却接受了；先前（有人为了大义）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熟识的穷人感激自己却接受了。这种做法不也是可以停止而不做吗？（如果这样做了，）这就叫做丧失了他的天性。
（1）亦：也。
（2）欲：想要。
（3）兼：同时具有。
（4）舍：舍弃。
（5）取：选取。
（6）甚：超过。
（7）于：比。
（8）故：所以，因此。
（9）苟得：苟且取得，这里是“苟且偷生”的意思。
（10）恶：厌恶。
（11）患：祸患，灾难。
（12）辟：通“避”，躲避。
（13）如使：假如，假使。
（14）之：用于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无实意，不译。
（15）莫：没有。
（16）则：那么。
（17）凡：凡是，一切。
（18）得生：保全生命。
（19）何不用也：什么手段不可用呢？用，采用。
（20）为：做。
（21）而：但是。
（22）是故：这是因为。
（23）非独：不只，不仅 非：不 独：仅。
（24）贤者：有才德，有贤能的人。
（25）是：此，这样。
（26）勿丧：不丧失。丧：丧失。
（27）箪：古代盛食物的圆竹器。
（28）豆：古代一种木制的盛食物的器具。
（29）则：就。
（30）弗：不。
（31）得：通“德”，恩惠，这里是感激的意思。
（32）呼尔：呼喝（轻蔑地，对人不尊重）。
（33）呼尔而与之：呼喝着给他（吃喝）。尔，语气助词。《礼记·檀弓》记载，有一年齐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黔敖在路边施粥，有个饥饿的`人用衣袖蒙着脸走来。黔敖吆喝着让他吃粥。他说：“我正因为不吃被轻蔑所给予得来的食物，才落得这个地步！
（34）行道之人：（饥饿的）过路的行人。
（35）蹴：用脚踢。
（36）而：表修饰。
（37）不屑：因轻视而不肯接受。
（38）万钟：这里指高位厚禄。钟，古代的一种量器，六斛四斗为一钟。
（39）何加：有什么益处。何 介词结构，后置。
（40）宫室：住宅。
（41）奉：侍奉。
（42）得我：感激我。
（43）得：通“德”，感激。
（44）与：通“欤”，语气助词。
（45）乡：通“向”，从前。
（46）已：停止，放弃。
（47）本心：本性，本来的思想，即指“义”
1、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关键词“甚、苟得”）
生命本是我喜欢的，（可我）喜欢的东西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我)不肯干苟且偷生的事。
2、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关键词“恶、患、甚、避”） 死亡本是我厌恶的，（可我）厌恶的东西还有比死亡更厉害的，所以（遇到）灾祸也不躲避呀。
3、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关键词“是心、贤者、丧”） 不仅仅有道德的人有这种精神，每个人都有这种精神，不过有道德的人能够最终不丧失掉罢了。
4、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关键词“万钟、则、辩、礼义、加”） 有人对优厚的俸禄却不区别是否符合礼义就接受它。那优厚的俸禄对于我有什么好处呢？
5、此之谓失其本心。（关键词“本心”）
这就叫做丧失了他的本性。
第一段包括两层，从“鱼，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层。这一层的开头两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为一个比喻，借以说明“我”“舍生取义”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动形象，鲜明可感，富于气势的修辞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没有使论点得以证明的论据作用。因为人能“舍鱼而取熊掌”并不能证明人就能“舍生取义”。所以，如果把上述两句换成“果敢地”三字放在“舍生取义”四字的前面作状语，是不影响文章的思想内容和结构的。可见，这一层的重心全在后面的几句话中。后面几句中的“舍生取义”、“不为苟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个意思，即不贪生怕死。这些都是作为事实论据的，分别放在第一个分论点我“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前后，进行回环论证，即从事实得出结论，再用事实证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这一层不是用“舍鱼而取熊掌”为论据证明“舍生取义”。而是用“舍生取义”，（即“不避患”、“不苟得”）为论据证明：“我”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
从“如使人之所欲”到“贤者能勿丧耳”是第二层，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两个假设反问句所蕴含的普遍事实，从反面证明第二个分论点：人们具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接着又用两个肯定句：“由是则生而有不用”；“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从正面论证分论点。然后顺承上文的事实论证，正反论证和酣畅的行文气势，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论点：“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体现了孟文的辩论色彩），可谓水到渠成，顺当明快。
概括上面两层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为作事实论据，通过推究原因论证了中心论点。
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体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中心论点，使论证更加严密有力。第二段（从“一箪食”到“乞人不屑也”）举出“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实证明饥者照样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第三段用反问排比句式，通过把“向为身死而不受”与“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今为所识穷乏者得（德）我而为之”作比较，深刻地提示了“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为，从而证明了他们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经丧失罢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论点得以充分论证后提出的一句号召，增强了文章的现实批判性。
通过分析《鱼》文的结构和材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鱼》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者”的行为作论据，通过推究原因，然后概括提示出中心论点的。
从《鱼》文的出处看，《鱼》是《孟子》一书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书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论。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统地，全面地，集中地阐明了人性善的哲学观：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紧接着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来有繁茂的树木为喻，说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善”的“本心”，只是因为它像牛山上的树木那样被砍伐殆尽了。正是这样，第十章《孟》与以上诸章在思想内容上一脉相承，论证了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只有这样确认人皆有“本心”为《孟》文的中心论点，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书的思想内容相吻合，才有利于正确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学根源，才有利于把握孟文的艺术风格，才有利于把它作为论说文的范文进行教学。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又有发展。他生活在诸侯互相攻伐“无义战”的时代，目睹了人民遭受涂炭的社会现实，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民本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君为轻”。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仁政”。反对“霸道”、“暴政”。呼吁统治者重视人民、安定人民、少收赋税，减轻刑罚，使百姓“不饥不寒”。这些观点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却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根本行不通。孟子还主张社会分工，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却得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结论，为阶级剥削和压迫制造了理论依据。孟子的哲学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有善良的本性，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小无有不下。”还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知也。仁义礼智，非曲外铄（给与）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的人性说中有合理的成分，他特别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以及自我修养的作用，认为“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求人们反躬自求，“养浩然之气”，做到“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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